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原院長張曙光教授：

用天人關系看待當代中國及其未來走向具有三點意義

　　從總體上回顧，中國近現代以來，我們中國人觀念上的最大變化是關于人和世界的關系，即天人關系。這個轉折意味著天人關系出現了嶄新的框架。這個框架既包含著認識論，同時又具有本體論的意義。首先，天人關系或人和世界的關系可以概括為自我、他者與世界的關系。既然如此，這里就不僅僅要考察天人雙方是否合一的問題，因為天和人本身也都發生了變換。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以世界歷史作為思想坐標，同時也以世界市場作為坐標，就此討論東西方關系問題，即可得出東方從屬于西方、農村從屬于城市的結論。應該說，在上世紀大體是這樣的。但是，現在我們對這個觀點也要做一點矯正。如果從天人關系或者人和世界的關系這個角度看，東西方其實是互動的。比如，隨著這30多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我們拯救了西方的經濟危機，我們對它有了一個很大的作用。雙方其實是一個互動的。而我們過去比較看重的是西方對我們的挑戰，但是我們對他們也有一些回應，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了。第二，在天人關系中，應當確立兩個原則，一個是通，一個久。所謂通，人和世界本來是相通的，天人本來是相通的，因為人是大地的，天的兒子，我們是大自然的一個造物，我們本來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此外，這里還包含著人和人相通，上下要相通，中外也要相通。只有這個通可以擴展，可以融通，才能夠使這種生活方式可以延續，可以持久。近代以來，我們從傳統的資源里邊找到的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一個是窮變通久，一個是天下為公。這里，“通”主要是世界觀，“久”主要是歷史觀。第三，從人類歷史來看，今天我們所處的階段，實際上是人類世界性活動的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游牧時代，人類散布于五大洲，但是彼此相對獨立，來往很少。第二階段是農業時代，人類定居下來，每個民族都有了一個自我中心的意識，繼而形成了自我中心的邊緣。這個中心和邊緣的意識是農業時代文明的一個特征。在這個時代，游牧、農耕、商業三種文明一直有沖突。在這個沖突里面，我們中國人把握的是天人合一。但是實踐證明，這個天人合一其實只有在同樣實行農業生產方式的這個民族里面才有效。第三階段是工商業時代，我們現在所處的工商業時代所形成的世界歷史，所形成的全球化直接沖擊了農業時代的活動模式。當然，在第三階段現也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主體性的過度張揚，從而導致了生態的失衡。第四，就中國來講，用天人關系作為框架來看待當代中國及其未來走向具有三點意義。首先，中國傳統的矛盾，中國自身的問題，能夠找到它在現代合理的解決方式。其次，中國傳統思想的文化理念真正實現有賴于我們今天的全球化和世界化。第三，在面對整個世界秩序重新安排的時候，我們的天下主義，完全可能與世界主義的觀念實現互補。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郭建寧教授：

經濟優勢未能轉化為話語優勢的核心問題是缺乏核心創造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輝煌業績，但相應的話語體系卻沒有跟上，經濟優勢沒有轉化為話語優勢。這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缺乏核心創造力。具體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話語。我們現在談到的很多概念都是西方世界先講過的，我們拿過來使用，所以話語體系也不能脫離西方世界。第二是理論。我們現在分析社會發展的很多理論也是源出西方，西方的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對我們的影響是巨大的，因而理論上也是受約束的。第三是教材。我們的學科教材大多是按著西方的體例編寫的，因而學習與應用的根據也就必然是西方化的。那么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我覺得主要有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政治話語與學術話語。從政治話語來看，一方面，現在有些文章寫得不生動，它基本上是領導人講話的一個復述。從學術話語來看，直面中國問題不夠，文本的研究當然都是需要的，但是，有的文章過分咬文嚼字，成了文字游戲，有的隨意深造概念，讓人不知所云，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當代中國社會變革相去甚遠。第二個問題，就是大眾話語與學術含量。現在我們特別強調接地氣，強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這都沒有問題。但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最終取決于我們的學術水平、學術水準和學術含量。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有很多低水平重復，這也是導致我們失去話語權的一個原因。第三個問題，就是中國話語與世界話語。現在我們強調中國道路、中國話語、中國奇跡、中國經驗、中國故事，還有一門中國學。但是，講中國一定要放在整個世界的格局中，它是個性與共性，獨創性與普遍性，民族性與世界性、中國話語與世界話語的統一。最后補充一點，話語是要靠人來說的，所以這個話語到底怎么樣，取決于我們有沒有高水平的人，取決于我們有沒有世界影響的哲學家。

　　中央編譯局原秘書長楊金海教授：

中國哲學思想一點不落后，問題是沒有總結好

　　對于這個主題，我想分別討論一下中國現代哲學話語體系建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首先，我們這個哲學話語體系建設應當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從“五四”之后開始有了一套新的話語體系，這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話語體系，包括我們今天講的經濟、政治、文化、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等等這套體系，都是通過翻譯研究馬克思主義來的。那么這套話語體系應當講，對中國社會發展是起了巨大作用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后，哲學上的很多概念都進了中央文件，再加上習近平總書記是學哲學、學馬克思主義的，所以我認為哲學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其次，講講我們哲學話語體系的現狀。盡管我們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還有很多困境。具體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在國內影響力還不是太大，特別是青年人，對我們這套哲學體系非常不滿，不太感興趣；另一方面，在國外影響更小。在國外，我們現在很難拿出去我們的哲學教材。其實，中國學者的思想在國際上一點也不落后，但是我們沒有總結好，沒有進入國際視域，沒有進入到其他國家的教材。為什么會是這樣？跟我們自己研究也有關系。一個就是我們綜合研究不夠，中西馬要綜合，但是這些講的很多，落實不夠。我們始終沒有把中西馬結合起來，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當代哲學體系。再一個就是缺乏世界觀。沒有瞄準世界發展的潮流，沒有回答人類發展所面臨的問題，等等。其他還有很多問題，包括我們的評價機制，教學體系等等。第三，我們的未來怎么走？我想首先一點就是要有世界眼光，要瞄準人類發展的潮流，要瞄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目標。習近平總書記講，能夠形成一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這個太重要了。我們要把我們目前的成果總結好，這是有可能的。再一個就是要瞄準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大潮流。最近習近平總書記講了一個新觀念，即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體這個概念并不是全新的，但是我們研究的不夠，特別是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共同體問題是一個需要我們好好去研究的問題。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在原來這些基礎框架上往前推進一步，包括我們的教材建設、教學體系，都可以往前推進一步。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鄒廣文教授：

中國哲學的思考不能建立在假的問題上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哲學在引領著我們的社會生活。但是，隨著經濟的一枝獨秀，我們哲學越來越被邊緣化了，所以說，今天我們思考哲學的話語權這個問題，正當其時。圍繞這樣一個大的話題，我想集中談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要思考當代中國的哲學話語權，應該有一個大的時代定位。這個大的時代定位與前30年應該說不完全一樣。這個大的時代定位，從中國的角度來講，我把它定位為歷史性問題的共識性承受。就是原來我們好多問題都是些歷史性的，按照一個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正常展開的一種方式，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到后工業文明，從前現代化到現代化到后現代化，不管你怎么概括，你發現一個健康的成長過程，總是歷史性展開的。這就帶來了我們要在一種共識性這樣一種結構中去求解中國發展的這樣一個問題及出路，這是一個問題。從世界角度來看，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今天，全球化已經成了我們老百姓的日常話語。我們生活當中的每一個選項，都要面臨一個全球性這樣一個話語。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所發生的事情，都可能引起全世界各國的關注。因此，我們今天思考中國的問題，必須要考慮全球化。現在互聯網時代的全球化是思想的大交換，人類等于共同擁有一個體外大腦在參與，每個人都在參與和感受我們的生活。第二個問題，中國問題的有效解決，必須要在中國和世界的張力當中展開。我們的中國問題必須要在這個二元張力當中去思考，如果自說自話，關起門來提出和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最后當我們面對世界的時候，會發現這些問題都是假問題。其實，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哲學無論從學術還是從現實思考，都有非常大的進步。但是，我們同時也看到，好多哲學的思考是建立在一些假的問題的思考之上的。我們在一些虛假的問題上浪費了太多鮮活的生命。就是我們把一些該做的問題，該面對的問題，其實我們并沒有把它提出來。例如，中國的哲學越來越成為一種注解性的哲學，這恰恰與我們改革開放之初“真理標準”討論的哲學旗幟漸行漸遠。中國哲學對中國問題，既要從我們主流意識形態所延伸出的哲學問題出發，但更重要的是關注百姓民生，在中國和世界的互動中尋找真實的中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