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廣西自治區委黨校常務副校長胡建華教授：

基層黨校要開發通俗化、大眾化的哲學讀本

　　我想結合工作實際，談談基層黨校在哲學話語權與現實邏輯教學中得到的一些感想。首先，緊緊圍繞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突出抓好理論聯系實際的宣講。我們要根據學員的知識結構、需求特點、聚焦方向和心智模式，就這個現實邏輯和中國問題的有機結合問題進行一些探索。第二，緊緊圍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突出抓好最新理論成果的大眾化傳播。圍繞著新觀念、新知識、新版塊，我們著重對學員近具有哲學底蘊，哲學啟迪的哲學解讀。尤其是對不同發展歷史時期的規律性的探索，引導學員進行交流、探討和反思。第三，緊緊圍繞”五大發展理念”，突出抓好理論的提煉與支撐問題。五大發展理念，我覺得最重要的應該是創新和開放，這是學員比較關注的。如何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真正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對于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進行認知，進行頂層設計和微觀論證。由此，我對基層黨校的相關工作提一些建議。第一，對于基層黨校人員人才短缺的問題，希望上級機構強化對基層的業務指導，催生戰略性合作格局。第二，強化對前沿問題的高端指導，催成智庫建設。第三，強化對馬列經典原著教材統籌，催生一批比較高質量的教材問世。同時，對于大眾哲學的也要積極嘗試，開發真正的通俗化、大眾化哲學的農民讀本、民營企業家讀本、青年讀本、民族干部讀本、解放軍戰士讀本等等。

　　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研室主任阮青教授：

供給側改革需要從哲學上加以研究

　　哲學話語權來源于哲學對某個問題具有更加深刻的解釋力，更加深邃的洞察力，更加深遠的預見力，更加令人信服的說服力。近期很熱鬧的詞是“供給側研究”，這個概念一提出，就被當作純經濟學概念在研究，也總在基本思路，就是在“供給創造需求”還是“需求創造供給”中進行爭論，這就似乎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爭論。這種爭論從一個階段來看都有合理性，放到長過程中來看，就說不清楚了。經濟的繁榮可能會帶來哲學的貧困；經濟的困頓，哲學就必須出場，必須要有話語權。什么叫“供給側”?這決不是對一個簡單的供給方面的研究。供給是一種表面的行為，也就是說，供給的基礎是什么，或者用一個詞，是有效供給還是無效供給?其背后更深刻的是需要。供給是為了滿足需要。那么，需要主體是誰，需要主體需要什么，需要主體需要怎樣滿足自己的需要，需要主體如何評價自己的需要是否得到滿足，需要主體用什么標準來評價自己的需要是否得到滿足。這些都需要從哲學上加以研究。從理論上講，民眾的各種需要都應努力得到滿足，這是政府的責任、社會的義務，也是一個社會能夠得以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然而，在當代中國現實的社會發展過程中，需要的滿足往往呈現出諸多的困境。人的需要是無限的、多樣的、開放的，而滿足需要的資源是相對有限的、稀缺的、封閉的，這種矛盾是導致當代中國政府和公眾陷入深深的“需要滿足困境”中的根本原因。如何走出困境？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考慮公眾的實際需要和文化習俗，確定科學合理的需要滿足度。在任何一個社會條件下，民眾對自身需要滿足的滿意度與期望值之間都存在著某種差距，這是一種客觀現象，甚至是一種帶有規律性的現象。這種差距的存在對于調動民眾的積極性、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作用。但是，這種差距必須是在可控制的范圍之內，否則就可能引發民眾的不滿，甚至導致社會危機。因此，在社會轉型期、特別是經濟發展受到來自國內外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的中國，政府在努力滿足民眾需要的同時，更要采取各種措施來管理和降低民眾對需要滿足的期望值。這一方面需要政府轉變執政思維和執政方式，破除“萬能政府”、“無限責任政府”的觀念，從當代中國社會實際出發，制定出科學合理的發展規劃；要狠剎政府消費奢靡之風，堅決制止各種鋪張浪費、大講排場等行為。另一方面，要通過正面宣傳和正確引導，制定必要的規章制度有效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標準化、公益化，使民眾對自己需要滿足有一個相對合理的期望值，構建與國情相適應的合理的需要滿足的標準。

　　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現代科學技術與科技哲學教研室主任王克迪教授:

知識與數據的共享是實現大同社會的首要條件

　　數據代替經驗成為認知來源，已經越來越得到廣泛認同。歷史事實（特別是科學研究歷史）表明，所謂經驗，本質上是人們通過某些手段獲得數據，例如測量。測量獲得數據，然后在數據中進行篩選，進而運用歸納方法或演繹方法，在數據之間建立聯系，得到科學認知或一般意義上的認知。科學的進步，某種意義上說，是獲得越來越多的數據化的經驗。今天，幾乎除了人體自身的主觀感受之外（如疼痛感），一切客觀經驗實際上都是通過某種方式轉換成數據，從而成我們的經驗來源。數據已經是我們感受和認知外部世界的最主要來源，如果不是唯一來源的話。今天數據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科學研究領域，在大數據時代，人人都面對數據，都受到數據影響。我們來討論一下數據影響社會（實際上是影響人）的三條主要路徑。其一，是知。上 “知”是個體意義上的，但是許多人共同的“知”就具有社會意義。嚴格說，并不是到了大數據時代，“知”才是一個重要議題，書籍的發明、紙質和電子媒體興起之后，都大大促進了“知”。數據時代是以網絡和高速計算機以及海量存儲為物質基礎的，在這種新基礎設施架構上，“知”變得極為方便又即時傳遞，每一個人的“知”可以通過網絡與他人共享，“知”的含義也發生改變，“知”由知識轉變成“知道”。使他人“知道”，已成為網絡時代或數據時代的標志之一。從另一角度說，也更具本質意義，“知”必須通過人的認知主體才能實現。因此數據影響社會的這一路徑，是通過外部數據與人的精神活動相關聯的?！爸币驗楦淖兞藗€體的主觀狀態從而影響社會。網絡和數據改變的不是這一影響機制，而是改變了影響的方式和范圍。其二，是數據與社會既有部門和產業的結合。我理解，這就是互聯網+的實質意義。這一影響的實現機制，本質上無異于前一情形，無論是部門或產業受到影響，都是供職于其中的個體的人因獲得“知”而改變主觀狀態，從而實現社會的變化與轉型。目前我國力推的互聯網+和中國制造2025規劃，正是運用這一影響機制。其三，數據與特定物理設施的直接互動從而形成新的產出能力，包括產出知識和物質產品。前一種情形已經在科學研究中產生過實例，如四色圖定理的證明，貝爾不等式的證明，洛倫茲吸引子的發現等等。后一種情形已經初見端倪，這就是3D打印，以及方興未艾的各類無人車輛和飛行器以及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實驗。將會有更多的數據通過與機器的互動生產出物理實體的情況出現，應該說前無古人。這種數據影響社會的機制，將人從直接的生產活動中解脫出來，人的勞動，將由體力轉變為主要是腦力。這種數據影響社會的方式，與前兩種情形根本不同，是一種嶄新的機制，它大大超出了經驗，超出了認知。實際上，它完全繞過了常規的認知環節，本質上無需人的直接參與，但卻可以營造出人需要的產品與服務。人類第一次面對這一新情況，在物質生產中，人不再必須直接參與生產活動之中，而由人創造的知識替代人本身。其結果，將是培育出一種全新的人類、全新的社會，他們在那個社會里生產知識，運用共享的數據從事生產滿足生存與生活所需。如果說，人類將會實現大同社會，那么，知識與數據的共享將是首要條件，而知識與機器互動創造社會財富將是一種可能而現實的途徑。

　　中央黨校外國哲學教研室主任楊玉成教授：

　　建立社會公平制度保障體系的三條思路

　　羅爾斯在其名著《正義論》中詳細闡發有關公平正義的兩個原則?？偨Y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有三個要點：一是權利公平；二是機會公平；三是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分配正義。從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看，我的總體判斷是：當代中國社會公平正義從總體上看取得長足進步，但由于法治建設和社會建設相對滯后，公平正義方面依然存在諸多問題。首先，法治建設滯后導致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維護還不夠到位。沒有法治，任何人的權利都得不到切實的保障。其次，由于當前我國社會建設滯后于經濟發展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頂層設計不足、系統性協調性不夠，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還存在諸多不公正。從單純的經濟指標看，我國經濟發展離現代化已經越來越近，但我國社會發展離現代化還有較大距離，我國社會事業發展不但落后于發達國家，甚至一些指標還低于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滯后主要表現為社會建設總體投入不足、投入結構不合理，從而導致我國社會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平性差。所以，我們必須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制度保障體系。可提出三條解決思路：（一）要完善人民民主權利保障制度。保障公平正義是政府的基本職責，主要靠政府出手（而不能主要靠市場和社會的自發運作）。那么，如何推動政府去維護公平正義或如何讓政府有動力去維護公平正義？這里的關鍵是真正讓人民“當家做主”。人民有公平正義的訴求，如果人民有真正的“當家做主”的地位，就有能力推動政府去維護公平正義。我們的公共財政支出為什么老是不能優先用于保障基本民生，為什么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制度老是“多軌制”、“碎片化”，關鍵就在于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地位還沒有完全落實到位，老百姓的公平正義訴求不夠“硬氣”，還不足以成為推動政府維護公平正義的“硬”動力。所以，保障和發展人民的民主權利，鞏固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地位，推動保障人民當家做主的制度建設，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保證。（二）加強法治建設，使公民基本權利方面的公正得到更加切實的保障，為社會平穩安定運行奠定堅實的基礎。（三）加強經濟和社會利益分配制度建設，加大社會調節力度。在這個方面，我們可以更多地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