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研室主任王曉林副教授：

中國的發展必須要避免兩個極端的危險

　　今天的會議主題不禁使我想起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中國問題》。這部著作是上個世紀初，羅素到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和考察之后，于1922年出版的一本關于中國的專著。其寫作時假想的閱讀對象是英國國民以及其他歐洲人，為幫助英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人認識中國而作。此書的立場完全是中國式的。羅素努力以一個中國人的眼光與思想境界來向歐美國家介紹他對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因此，在談中國問題時，更多的是站在為中國辯護的立場上。因為，當時的中國陷入列強分割，國危民難，危機四伏，處于西方列強瓜分的危機之中。羅素出于一貫的人道主義及自由主義立場，他選擇了為中國辯護的方式來寫作此書。在這本書中，羅素從中西日俄四方文化比較，從中國的歷史和傳統，從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復雜的互動關系，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等四個方面，對當時中國的問題及中國的未來作了系統深入的分析和探討。字里行間，充滿了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的同情與偏愛，充滿了對人類文明發展走向的哲學反思。我曾經把羅素的《中國問題》與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中國問題的論述作過較為詳細的比較閱讀，我驚訝地發現，他們關于中國問題的一些觀點和見解，有著驚人的相似。或許羅素在時間上離我們更近，尤其是他擁有對中國的零距離接觸。我覺得羅素的見解較之于馬克思、恩格斯，更有針對性，也更深刻。什么是中國問題？怎樣把握中國問題。十多年來，我一直不間斷地思考著這個問題，就個人的理解而言，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最初，我認為中國問題的核心是農村的改造與發展問題。我來自農村，成長于農村，祖輩父輩都是農民，自然對農村就會特別關注。中學和大學時期，我很喜歡讀毛澤東和魯迅的著作。覺得這兩個人把農民問題說得最為透徹。歷史地看，中國革命的成功，中國改革的成功，首因都應歸于對農民和農村問題的解決。你13億之巨的人口大國，8億多農民，沒有他們的轉型升級，就根本談不上社會整體轉型升級。讀博士的時候，我對中國問題的認識發生了變化，當時認為主要的問題應該是社會發展機制的整合與優化問題。到中央黨校工作之后，經過思考，我對中國問題又有了認識。覺得應該從哲學層面去把握中國問題的深層邏輯。我逐漸傾向于把中國發展的深層邏輯看作是在中國這個特殊的東方大國建構新型現代性的問題。我曾經發表文章比較系統地闡發了自己的這種認識。我很認同羅素的觀點，經濟、政治和文化對于一國的經濟發展而言文化尤為重要。羅素說過：“只要文化問題能夠解決，無論采用那種政治或經濟制度去實現這一目的我都接受。”最后，我用羅素的一段話結束我的發言：“在未來的發展中，中國要避免兩個極端的危險：第一，全盤西化，拋棄有別于他國的傳統。第二，在抵制他國的侵略過程中，形成拒絕任何西方文明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

　　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研室鄧莉博士：

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建構的五個策略

　　近年來，話語權成為了國內學術界的熱門問題，其背景有以下幾點：第一，如何實現差異性共在是整個時代的共同問題，而溝通和對話是唯一的選擇，話語和話語問題就必然突顯出來。第二，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崛起是21世紀的國際性大事，但是我們并沒有把發展優勢很好地轉換為話語優勢。第三，在現代化、西方化、多元化、市場化、學術化乃至于傳統化的各種潮流中，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被邊緣化。但是中國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走出來的，因此，中國的哲學話語權問題歸根到底就是構建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哲學話語權。話語權是說話的權利和權力的統一。在對話與溝通成為主流的當代世界，無論國家的大小、強弱都擁有平等的說話的權利，但不同話語主體的話語所擁有的話語權力卻是不同的。這是因為話語權力是由兩個方面決定的：一是國家實力；二是話語本身的質量，即話語的概念、邏輯、表達方式所形成的說服力。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邊緣化當然有共產主義陷入低潮流和上述各種潮流挑戰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話語本身的質量問題，即我們沒有形成可以講清中國故事的概念、范疇體系，也常常缺乏邏輯和適當的表達方式。結果是：在國際上我們當然有話語權利，但話語權力不夠；在國內馬克思主義話語擁有最大的話語權利，但實質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對大眾的說服力受到極大挑戰。對于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建構策略，有幾個思路。其一，還原：馬克思主義是我國的意識形態和主流話語，于是馬克思似乎就天然有理，這種姿態并不利于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發展。真正嚴肅的態度是正視他者和差異性的存在。其二，劃界：馬克思主義只有一個，但政治和學術是兩個不同的場域，作為政治話語和學術話語的馬克思主義有不同的主題、問題、概念和表達方式，把兩者混為一談或者由一種話語取代另一種話語，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是沒有好處的。其三，對話：這是一個不可能無視他者的時代，而對話是理解和認識他者、乃至于認識自己的最好途徑，要構建出既具有中國特色又能與國際接軌的話語體系來言說中國現代化、講好中國故事，與西方話語、與中國傳統話語的對話是十分重要的。其四，創新：馬克思主義最大的理論特色之一就是批判，要保持一種理論的科學性，就要自己批判自己，就要進行理論創新。當然，理論創新和科技創新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是堅守底線的創新，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標志性話語決不可隨意棄用，流行的西方主導性話語不可盲目套用。其五，實踐：馬克思主義從來就不是純粹的學術話語，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確認真正的學問必定是與實踐相結合的理論，真正的權威判決必定是來自實踐的檢驗。只有在實踐中體現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價值觀的現實追求，馬克思主義才能有真正的話語權。

　　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董振華教授：

四方面發力建構哲學話語權

　　今天上午，咱們先后有十余位專家學者進行了高水平的發言，大家就會議主題談了自己的真知灼見，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第一，哲學話語權建構的時代背景，回答了我們為什么要建構中國的哲學話語權。主要觀點有：其一，哲學話語和我們的經濟地位嚴重不對稱，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但是我們的哲學話語權嚴重滯后；其二，哲學喪失了話語權，我們存在一種失語或者自言自語，語不達意的狀態；其三，中國道路、中國問題的現實需要；其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中國如何與世界對話，如何解決差異性共在的問題；其五，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是反映了哲學的本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和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一種現實的需要。圍繞“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進行研究，有利于提升哲學話語權。

　　第二，哲學話語權的實質和內容，回答了什么是哲學話語權，我們要建構什么樣的哲學話語權。主要觀點有：其一，中國話語的全球化、普遍化和實踐性，代表著我們思想的話語權；其二，哲學話語權就是要為人的欲望來立法；其三，精神的獨立性，文化的主體性和理論原創性，代表著我們的話語權；其四，全球化和中國性二者的張力問題如何進行處理；其五，話語權是在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中自然獲得的，而非自封的。

　　第三，怎樣構建哲學的話語權，也就是路徑問題，回答了怎么辦的問題。主要觀點有：其一，要堅持問題導向，要在全球視野的研究中來看待中國問題；其二，要關注現實邏輯，面向中國問題；其三，通過發展新社會主義，構建中國話語體系；其四，在吸收借鑒中西文化的精華過程中，來構建話語體系；其五，構建話語體系，要確立我們的核心的范疇，包括現實邏輯、中國問題、話語體系和哲學話語權等等；其六，通過話語創新來提升話語權的影響力，解決走出去的問題；其七，話語體系建構關鍵在于人，從而引出話語主體的問題。

　　第四，在哲學話語權構建過程中要處理好的若干重大問題。主要觀點有：其一，中國問題、中國話語的個性和共性的關系問題；其二，發展與代價的關系問題，就是哪些代價是必須的，哪些代價是人為的；其三，如何面對中國問題，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其四，處理好當代中國的公平正義問題；其五，新技術革命與大數據革命如何影響社會發展的路徑；其六，我們如何從哲學角度求解需求的難題；其七，在轉型社會中，我們如何處理“統”和“放”的關系問題；其八，通過話語體系轉化和語境建設兩個路徑來對我們的話語權進行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