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四：技術創新及產業化的不足使彎道超車難度加大

　　現在，中央提出要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然而在創業創新方面，我們面臨著國際競爭、改革遲緩與轉型困難的挑戰。大體上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我們在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到再創新，包括從集成創新到自給自足創新方面，都受到美、歐、日、俄、韓等在很多領域的技術競爭。

　　二是在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以及利益分配機制上還存在諸多弊病和障礙。雖然這些方面國家都在積極推動，但實際的運作落實過程中還是受到各種各樣的阻力，比如專利的對外開放、知識產權的抵押入股、職務發明收入中技術人員所占的比例等方面；國家向體制內投入很大財力，也集中了不少人才資源，但是，體制內人才專利項目等資源，難以產品化和產業化，處于僵眠閑置浪費境地；再比如我們遲遲不能推進如硅谷銀行那樣的認購權證、投貸聯動等改革，不能督促大型企業并購技術，推動科技中小型企業蓬勃發展的融資方式，導致科技型企業在風險投資、科技信貸、并購，一直到上市融資環節，資金鏈還是存在斷裂的可能；還比如我們的央企對并購新的技術，在技術項目考核體制上還存在障礙。總之，我國在科技創新體制上，要向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靈活性上轉變還有非常大的差距。

　　三是我國在全球技術領先領域中總體上只占19%左右，同步的也只有1/4，在世界關鍵性技術領域中54%的技術還處于跟隨狀態。

　　因此，“十三五”期間能不能進一步通過加快科技體制改革激發創新活力，推動科技創新，實現大踏步彎道超車，在很多關鍵領域趕上西方發達國家，還是有一定難度。

　　挑戰五：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調整面臨困難

　　一是從制造業升級面臨的環境來看，圍繞“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創新多，而硬件技術的創新比較少；圍繞物流、飲食服務、購物方面的投資和創新多，而圍繞智能制造、物聯網、3D打印方面的投資和技術創新還是比較少。這對于我們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以及硬件技術的突破非常不利。

　　二是工業內部結構不平衡且轉型難度較大。傳統的制造業、采掘業、建筑業，由于需求不足，產能大量過剩，如在鋼鐵業中，普通鋼冶煉規模非常大，但是特種鋼還需要進口。這類產業正在進行調整，但新的更高檔次的制造業尚處于艱難發展中。

　　三是我國的服務業由于在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后沒有全面放開，沒有得到國際服務業規則、質量標準等方面的競爭，導致我們的教育、醫療、健康、旅游等服務業體制僵化、水平落后，服務質次價高，從而造成這些方面的服務需求大量流出國外。

　　四是我國的城市化也不利于服務業的發展。我國城市化中最大的問題是進城務工的人口不能市民化，導致相應的服務不能擴張。很多農民青年時候進城，因為買不起房、教育受限、沒有戶籍等，到老年工作不動了會回到農村，而80后和90后農民工，可能會在城市中無根，農村又回不去了，這種“青出老回”和不能市民化的漂泊，絕非市民化的城市化過程，不能真正帶動城市服務業的發展。

　　五是傳統產能的調整受到“人往哪里去、錢從哪里來、需求在哪里”三大問題的制約，而且許多傳統產業國有企業居多，國企尤其是央企的轉型調整和改革如何推進，同樣面臨上述三個問題。這些都是產業升級轉型所要面臨的難題。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人民論壇記者楊鵬峰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