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大學教授　公方彬

　　近日，屠呦呦在獲得諾貝爾獎的情況下，未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引起網上熱議。為什么屠呦呦未獲獎，有關部門已經作出回應。這一網絡熱點引發我們思考相關問題，國家設立最高獎的目的是什么，我們在相關制度建設上有何新舉措。

　　就在上個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建立健全黨和國家功勛榮譽表彰制度的意見》。以往這樣的文件是由業務部門完成，由黨和國家領導人或權威機關履行簽發程序，這次上升到與此前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相同的審議規格，一定有深層考量和目的意義。

　　首先，彰顯治國理念。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意見》對黨和國家功勛榮譽表彰制度作了整體設計，明確由勛章、榮譽稱號、表彰獎勵組成，并對評選、頒授和待遇等作出了相應規定，為做好功勛榮譽表彰工作提供了依據和遵循。”這也是政策性文件的應有之義。

　　深入分析，則內含著黨中央、習近平的治國理念。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產生以來，特別是習近平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后，突出強調法治意識、規矩意識，比如人們耳熟能詳的“政治規矩”、“全面依法治國”，等等。要把規矩意識深入到各級黨委、政府，深入到黨政干部和人民群眾，有效辦法是借助標志性法規性文件的制訂，來傳達信息，彰顯理念。

　　其次，重塑價值坐標。有序社會離不開法與價值坐標這兩大支撐。特別是在價值觀紊亂之時，必須厘清弘揚的、要求的、允許的、抑制的和取締不同價值層次。這項工作主要依靠黨和政府的建設與推動，這已經反映在會議精神中。比如會議強調：黨和國家功勛榮譽表彰制度是國家激勵獎賞的一種制度性安排。一個人為黨、國家和人民作出了功勛，具有崇高的精神風范，就應該給予很高的榮譽，得到全黨全社會尊重。建立健全黨和國家功勛榮譽表彰制度，對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凝聚力和感召力都具有重要意義。

　　需要提及的是，當下中國既呼喚價值坐標重塑，同時也具備了社會基礎。依照心理學的需要層次理論解釋，人在滿足了生存需要后，必追求價值實現，而價值實現很大程度上反映于榮譽。中國經濟已經由滿足吃飯躍升到精神需要，換言之，我們到了適度調整“物質刺激”與精神激勵的輕重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意見》順應了時代和社會要求。

　　再次，引導社會行為。重視榮譽激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國封建時期立牌坊就是榮譽激勵；古羅馬獲勝將軍頭戴桂冠游行，也是榮譽激勵。隨著社會的進步與制度完善，不同文化和社會制度下的國家榮譽授予方式有所區別，“小政府大社會”的西方國家，其榮譽很多來自社會組織、行業協會，而我們更強調黨和政府施獎，不管采取哪種榮譽施予方式，都強調權威度。權威度越高，社會引導能力越強，效果也越好。這應當是推進黨和國家榮譽制度的原因所在。

　　換個視角分析問題，社會引領也是通過矯正實現的。習近平強調指出：“問題是工作的牽引，問題是時代的召喚”。以糾正問題來達成目的，從會議要求可以看出。以往我們采用榮譽激勵中，至少在一些領域或單位走入誤區，比如，把榮譽變成安撫手段、平衡法碼，甚至是撈取政治資本的手段，直接導致榮譽貶值，激勵作用大大降低。所以，會議強調：“在實施過程中要嚴格標準，堅持寧缺毋濫，確保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力量之源，很重要的是榮譽激勵。因為，革命時期基本不存在物質回報，斗爭精神只能依靠信仰信念和價值觀的引領，表現出來的很重要的是榮譽激勵。即便掌握了政權，由于中國共產黨強調的是奉獻精神，因而激勵重點仍然在精神方面。比如在軍隊，榮譽激勵是重要的精神激勵手段之一。道理不難理解，對于以犧牲為職業特征的集團，永遠都不可能靠物質力量生成強大的犧牲精神，因為沒有什么比生命更寶貴的，也不會有人為了金錢而直撲死亡。

　　總之，在當下政治生態和社會狀態下，激發出更強大的精神力量，必須用好國家榮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