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人才型城鎮化、“一帶一路”企業、社會福利制度、打造廉潔政治、干部不作為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潘云鶴：未來十年應當加強“人才型城鎮化”】
中國工程院院士潘云鶴撰文指出，幾十年來，中國農村人口城鎮化主要存在兩條途徑：一是進城打工，二是進城求學，近15年來，約年均1200萬人。但從上世紀末，中國的教育迅猛發展，大學、高職、職高、中專等專業教育的招生量快速增加。據初步計算，從農村人口中進入專業教育的學生數，在2000年約為330萬，到2014年約增至730萬。在年均農轉城1200萬人總數不變的條件下，我們看到兩條途徑中分流比率的巨變。從2000年到2014年，途徑一和途徑二人員數量的逆轉。這種巨變產生了巨大的正能量，包括城市產業水平的巨大提高，也包括城市新增人口的就業、購房、購車、結婚將更正常更自然，城市化過程也隨之更健康。未來十年，我們應當加強此種新型城鎮化的途徑，也可稱之為“人才型城鎮化”。
摘編自《光明日報》
【梁海明：“一帶一路”企業應更加重視在商言商】
一帶一路百人論壇研究部主任梁海明表示，雖然“一帶一路”倡議將推動企業的全方位“走出去”，但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能否在海外市場站穩腳跟、開拓市場，關鍵依然在于企業在商業思維、工作模式和理念等方面，能否從“內在內行”向“外在內行”轉變。對于企業而言，走向國際市場的關鍵是要重視國際商業競爭中最基本的理念——“在商言商”。首先，“走出去”的企業不要盲目跟從投資所在國政府的指揮棒。其次，企業進入海外市場要培養匠人（craftsman）精神，關注產品的質量和技術，打造企業的良好聲譽。再次，在重視產品質量的基礎上，要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后續服務。其四，不應抱有“支援貧困地區”的想法，而要在商言商，以及培養在地化意識。
摘編自光明網
【萬國威：社會福利制度的戰略轉型需要以現行制度作為邏輯起點】
蘭州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萬國威認為，一項成功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不但需要認真考慮轉軌成本和制度的連續性，而且需要仔細分析改革的邏輯起點和發展脈絡，因而在廣義社會福利研究中部分過于冒進的觀點在實踐中很難得以實現。
研究認為，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戰略轉型應當將民政福利作為改革的邏輯起點，并需要在實踐中注意改革時機、轉型步驟和制度協調等三個方面的不同要求：(1)注重改革時機選擇。自2020年開始全面實現“適度普惠型”向“普惠型”的轉型在實踐上具有較好的改革時機。(2)注重轉型步驟安排。以現行民政福利作為轉型起點，在20年的時間中逐步實現失依人群到困境人群、困境人群到弱勢人群、弱勢人群到全體民眾的福利轉型不但能夠最大限度的借鑒現行制度安排的合理經驗，而且能夠最小代價的利用既有的組織安排，因而在制度轉型過程中往往可以發揮較好的效果。(3)注重對現行制度的尊重。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在1993年初步體系化，這一制度雖然具有較多的漏洞但是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所以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不但不能夠以取代社會保障體系作為基本目標而且需要融入社會保障體系。因此，未來的社會福利制度雖然可能擴大民政福利的覆蓋范圍與管理權限，但是在實踐上仍然應當以社會保障體系框架的一個組成部分來定位，并通過擴大服務供應最終形成與收入維持政策相平衡的制度設計。
摘編自《中國行政管理》
【劉仁文:打造廉潔政治，讓廉潔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刑法室主任劉仁文認為，2015年，黨中央繼續高度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在健全法紀、制度創新、落實執行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亮點有:其一，廉政建設新舉措。如最高檢出臺“八項禁令”把職務犯罪偵查權關進制度籠子;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架起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的“高壓線”。其二，廉政建設新方向。堅持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紀嚴于法，修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兩大黨規，將黨章規定具體化、清單化，為依規管黨、治黨、建設黨提供了重要依據，進一步明確了黨員和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規范和行為界限等等。其三，廉政建設新理念。簡政放權，以權力瘦身為廉政強身，讓行政權授予有據、行使有規、監督有效;依法依規督查問責成為祛除為官不為“病癥”的利器。其四，廉政建設新領域。將軍隊納入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范疇，強調依法治軍、從嚴治軍。
展望未來，權力運行體系仍需改進，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制度建設仍需加強，建立防治違法、違紀行為的長效機制仍任務艱巨。讓廉潔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讓腐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這需要我們的廉政文化去長期孕育和培植。
摘編自《檢察日報》
【王友明：反腐敗不是導致干部不作為的原因】
中國浦東干部學院科研部副主任王友明指出，，在我們黨深入開展“打虎”“拍蠅”之前，“為官不為”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就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一些黨員干部面對急難險重任務不敢干，風險面前不敢闖，失誤面前不擔責，歪風面前不敢管。出現這些“為官不為”現象，既有黨員干部黨性修養不夠的問題，也有能力不足、本領不強導致“不會干”“干不了”的問題。因此，簡單地將黨員干部不作為與反腐敗斗爭聯系起來，不過是為一些黨員干部不作為尋找借口。進一步說，如果按照“反腐敗導致干部不作為”這個邏輯反推，豈不是“縱容腐敗干部才有作為”？如果“作為”是從個人利益出發，“有好處就干，沒好處就不干”，這本身就不是黨和人民所需要的“作為”，而是膽大妄為、胡作非為，其結果只能是違背客觀規律、損害群眾利益，實際上就是腐敗的表現，也恰恰是反腐敗斗爭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那種認為不反腐敗黨員干部才能有作為的觀點，是根本不成立的。如果一個黨員干部總是以反腐敗為自己的不作為辯護，那么，他或者是早已劣跡斑斑，眼看反腐敗斗爭日益深入，怕露馬腳而暫時收手，表現為“不作為”；或者是理想信念喪失、個人利益至上，在反腐敗斗爭深入開展面前感到私利難圖，所以工作中采取消極對抗態度，表現為“不作為”。
摘編自《人民日報》
【黃建軍：智庫發展要提升人才研究能力】
江蘇省委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黃建軍表示，人才是智庫發展的基礎，但智庫的“思想產品”往往是一兩個研究人員無法完成的，需要多個研究人員或課題組共同努力才能夠完成，因此建設多元化人才隊伍，對于智庫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一要積極探索適合江蘇智庫人才培養方式，進行人事制度改革，可借鑒國外“旋轉門”制度，這種制度有利于智庫有針對性地服務于政府科學決策，從而擴大智庫人才存量，提升智庫的攻關、交際，以及斡旋能力，拓展決策服務渠道，增強決策服務的影響力。二要完善研究驅動導向評價體系，逐步改進和完善研究成果考核方法，體現創新研究的價值，健全科研業績考核制度，把創新研究發展成效納入對智庫的考核范圍，適時改革和完善智庫人才招聘、考核、激勵、培訓等機制，為智庫優秀人員及時搭建平臺，讓他們“旋轉”進政府機構，以自己的理論研究能力直接服務于我省經濟社會發展事業。三要繼續探索實行人才計劃，通過江蘇省“333高層次人才培養工程”等培養造就一批知名專家和杰出人才，著力培育青年后備力量，不斷深化人事管理，改革職稱評定制度，完善人才評價和激勵制度，完善人才進修、培訓和選拔制度；以問題研究為導向，遴選對決策服務作出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建立表彰制度；通過創新人才管理和培養機制，努力營造一個導向正確、方向正確、充滿活力的智庫人才管理和培養機制。
摘編自《新華日報》
【權衡：以規則和體制開放培育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所副所長、研究員權衡認為，“十三五”時期是上海構建開放型體制的關鍵時期。上海未來五年開放發展的關鍵應當是通過開放倒逼并推動體制機制創新，率先在上海構建國際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率先構建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為我國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和實現開放型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做出應有的貢獻。為此，未來五年，上海要圍繞率先開放和開放引領改革的任務，重點做到如下幾方面:一是加快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構建適應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的監管體制和機制;二是加快排除阻礙服務業開放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構建和完善適應服務業對外開放的監管、法律、稅收和征信體系;三是加快自貿試驗區改革創新力度，盡快率先建立符合全球經貿規則發展新方向和新趨勢的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體制機制;四是率先引領并建立國際國內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提高統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對全球資源和要素的配置能力。上海要堅持以規則開放，體制開放引領上海開放型經濟發展，努力實現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所必須具備的全球資源及要素的配置中心功能和能力。
摘編自《文匯報》
（光明網記者 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