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規范”還是“規范中發展”？

　　還有一個挑戰，也是筆者特別想強調的，在中國社會轉軌期，大家都在考慮如何從“是怎樣”到“應該怎樣”，“應該怎樣”的問題更為綜合、全面、復雜，包括解決績效怎么樣得到有效提升及必須依靠的創新機制的問題?，F實生活中有一個始終存在的矛盾糾結，就是對“發展中規范”和“規范中發展”到底怎么把握。判斷一個具體的情況，發現哪個地方是否合規，這是相對容易的；發現后怎么處理“發展中規范，規范中發展”這對矛盾，是很難的。比如現在很多人還是在不斷抨擊地方政府，包括不作為，但實際上可換個思維方向，中央一個聲音是說改革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繼續鼓勵先行先試；另外一個很清晰的信息是在重大的改革事項上，要聽招呼，不能搶跑。實際生活里面，一個具體的改革事項到底屬于哪邊？是屬于先行先試這邊，還是聽招呼不能搶跑這邊？往往很難判斷，所以自然傾向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為官不為”，談不上績效了。鄧小平的改革智慧是鼓勵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現在的深水區，闖就不用想了，而先行先試怎么試？一試必然就涉及對現在已經成文的規則哪些地方可以突破，怎么突破。像建立自貿區，反對的理由聽起來也堂堂正正：這么多白紙黑字都沒改，自貿區的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等怎么操作？如果不改那些白紙黑字的東西，任何一個動作，審計上來都可以說是違反法規的。但是李克強總理“力排眾議”明確要求必須推出時，是從另外一個大局考慮的。美國那邊咄咄逼人的TPP、TTIP，已經對我們形成全局的挑戰。我們這邊，實際意圖不僅是所謂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自貿區的打造，而是要對接以后全局戰略和全球的合作競爭舞臺，中國到底怎么樣有所作為。這是個大道理管小道理的事情，就涉及到“發展中規范”，還是“規范中發展”。如何先行先試這些事情，我們的監督體系、審計體系，還有具體審計工作方面應該怎么處理，確實比較復雜，但同樣必須認同“大道理管小道理”。

　　對一些比較具體細小的事情，筆者也有感受：中央機關每年接受審計，成績應充分肯定，但說實在也有些困惑。比較早的時候，還在提“審計風暴”的階段，發改委的宏觀院把他們的一些三產收入用于支付老干部的醫療費，審計部門將其作為一個違規的問題直接公布出來，實際是帶有批評譴責之意的。但是筆者當時就感覺到，這個事情可能沒有抓到重點，比這個更值得抓的問題要更多，而在現實體制環境下，在有法可依的途徑中，找不到別的去支付動輒數萬、數十萬元的老干部醫療費，政府事業單位只能以三產創收支付這種開支。諸如此類的，放到全局可能都是小的事情，卻也可能折射國家大政方針里邊更多一些大的問題和務實推動進步的要領。

　　從這個角度來說，可能也在印證之前提到的那個需在哲理上明確的命題：審計監督要始終把握好“發展中規范”和“規范中發展”這個復雜的矛盾關系。這在當下的改革也十分明顯，總得給改革應有的彈性的創新探索空間。如果審計系統在哲理上能夠比較好地把握這個原則，雖然具體事情不可能都做得精細到位，但是能夠起到一個更好的、總體來說配合中國現代化過程的能動作用。相對看不太準的事情，要更多強調創新，即首先是強調“發展中規范”。比如互聯網金融，對這個概念有很多爭議，但筆者覺得第一個視角要給它一個發展空間，允許“發展中規范”；相對看準了的事情，則更強調“規范中發展”，是一個能動創新、互動結合的過程。

　　在這樣一個思維之下，應更強調審計部門的作用在已經有的體制框架之下，怎么樣更好體現它應有的獨立性，發揮在審計工作中間抓重點、推動全局這種支持的作用，以及催化各方面的互動作用。這其實是非常宏大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