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縮減，有的已經消失

　　現在的問題在于，以上這些有利于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縮減，有的已經消失。首先，正如前面已經說過的，用大規模投資拉動增長的做法造成的消極后果尚待消化，不能再用這種辦法增加困難。

　　其次，長期實行“一胎化政策”和出生率下降，使“人口紅利”逐步消失，不能指望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據他們前三年的調查發現，“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剩余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情況已經不復存在。

　　再次，我國進入城市化的后期，由所謂“庫茲涅茨過程”，即由原來在農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勞動力等資源轉移到城市所促成的效率提高也進入了尾聲。

　　最后，隨著中國一般技術水平跟西方國家相接近，用簡單引進外國設備和技術的辦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就變得不大可行了。清華大學的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一致的結論，就是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明顯降低，并引起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在人口紅利消失、投資回報遞減、杠桿率提高的情況下，只有提高所謂索洛余量，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實現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變，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

　　只有通過技術進步提高效率，東部地區才能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地或國外那些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轉移以后，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而那些承接了東部轉移過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內地地區，也需要有長遠考慮，即當經濟被帶動起來以后，人們的收入水平提高，企業應該積極尋找向價值鏈上游轉型的途徑。中國的企業不能永遠在國際分工中處于在價值鏈中附加價值和盈利率最低的環節，更不應該滿足于靠“賣硬苦力”掙一點加工費，而把研發、設計、品牌營銷、金融服務等服務性業務的豐厚利潤拱手讓給別人。

　　需要注意的是：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或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是1995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提出的，至今已經過去了四個五年計劃。這個關系重大的任務經過整整20年還沒有實現的原因是什么？關于這個問題，早在2006年總結“十五”的教訓時就已得出結論：癥結在于實現這一轉型存在“體制性障礙”，關鍵在于能不能通過全面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