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里用庫冉(Kuran 1995, 1997)的“偽造偏好理論”(preference falsification)來說明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理論所面臨的困境。庫冉把他理論背后的機制做了如下表述：在許多情況下，一個組織中的許多成員早已知道組織內部的問題，但是無人敢說真話卻很有人愿意迎合權威。這種現象越嚴重，該組織背后隱藏的危機就會越大。到一定程度時，如果有人像“皇帝的新裝”里那個小孩一樣突然站出來指出存在的危機，其他人往往會相機跟上，于是這個在局外人眼里還是一片太平的組織就會突然走向崩潰。庫冉的“理論”在邏輯演繹上并沒有什么錯誤，畢竟理論背后的機制只是“皇帝的新裝”這一諺語的另一種表達而已。庫冉的“理論”也給了我們理解一些經驗現象一定的啟迪意義。問題是，一旦有人想建立“偽造偏好機制是某一特定組織(比如前蘇聯或者是安然公司)突然垮臺的原因”這樣一個經驗論點，他在論證自己論點時會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就前蘇聯的案例而言，我們不能說“偽造偏好”現象在其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前蘇聯的垮臺是個非常復雜的歷史過程，嚴重的民族問題、僵化的經濟體制、衰退的軍事實力和戈爾巴喬夫極其天真的性格都起到了更為關鍵的作用。歷史既不可能重復，也不能做實驗。通過演繹而建立的“偽造偏好理論”因此而幾乎不能解釋任何具有一定復雜性的經驗現象。

　　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理論”和經驗事實之間這一難以愈合的分裂導致了許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理論”這一概念被濫用。既然傳統的以法則和機制為基礎的理論很難用來一個具體的經驗現象，特別是一些極其重要的經驗現象，傳統的對理論的定義在社會科學中也就失去了權威。

　　這就是為什么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新概念，無論其性質如何，都可能會被標記為“理論”。其中有些概念，比如“它者”(the Other)、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慣習(habitus)、閾態(liminality)，等，還有一定的“理論”意義，但是絕大多數概念則是毫無意義可談。社會科學中大量學者，特別是人類學、文化歷史學和定性社會學等專業方向的學者，基本上是以提新概念為己任。垃圾概念于是充斥于各種學術期刊和書籍，而它們的創造者也只能通過似是而非的復雜語言來掩蓋演繹能力的缺乏，以及經驗感和想象力的蒼白。筆者在今后的文章中將專門討論當傳統的從自然科學而來的理論觀在社會科學中遇到嚴重困難時，我們對“理論”這一概念的運用應當作如何限定。

　　為什么問題和怎么樣問題的分離導致了社會科學敘事中出現了“解釋派”和“過程派”(“派”應理解成筆者為行文方便而構建的理想狀態，不少學者處于這兩“派”之間)，并由此導致社會科學中結構/機制敘事與時間/情景敘事的嚴重分離。解釋派(以社會學家為主)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必須通過解釋不同案例之間的異同來尋找具有普適意義的機制和規律 (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2003)，否則社會科學家真成了盧瑟福所說的集郵者了。較為強硬的解釋派學者甚至認為人的策略和自我價值論證特性是始終存在的、每人都具有的“常量”，因而與所需解釋“差異”(variation)無關。Skocpol (1979)的著名論斷——“革命是到來的，不是造就的”代表的就是這一觀點(該觀點因為與事實出入太大，多數學者不再堅持)。在過去的歲月里，以解釋為目的的優秀作品雖然不少，但從總體上來說，由于比較案例中有大量的因素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由于機制解釋的“多對一”問題，許多名著在經驗上甚至邏輯上都是漏洞百出。它們的價值主要在于啟發，而不在于解釋的準確。而支撐這些名著形成的最為關鍵因素也不是社會科學方法，而是作者的品味。

　　對于“過程派”的學者(以歷史學家為主)來說，解釋派學者從問題的提出開始就已經出了偏差。比如，當提出“為什么古代中國走向了統一，而中世紀歐洲則沒有?”這樣一個問題時，我們已經假設了這兩個地區在絕大多數方面處于相似，因此可以通過比較方法來尋求導致案例之間差異的規律性原因。過程派學者認為這種提問方式本身就已經脫離了歷史情景，并認為支撐解釋派學者貌似合理的解釋背后經常是牽強附會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