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程派學者強調不同的歷史有著不同的時間性(temporality)(Abbott 2001)。有的甚至強調每個歷史都是獨特的歷史。他們進而認為社會行動者的行為所造就的轉折點和分水嶺式的事件才是社會變遷的關鍵 (Abbott 2001; Sewell 2005)，并因此注重構建大事表(chronology)，試圖通過過程回溯(process tracing)來重構研究對象的來龍去脈 (Beach and Pedersen 2013)。他們以為一旦知道了來龍去脈，解釋派感興趣的“為什么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過程派學者的優點是情景重構 (contextualization)，他們的敘事因此往往引人入勝。但是，過程派學者不得不面對如下的困境：既然每個歷史都是獨特的歷史，那么社會科學還有什么意義?過程派學者也不能解決自身的方法論問題：任何一個歷史過程都具有(潛在或現實的)無限的信息量，因此對于一個歷史過程中的具體問題，學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興趣作出不同的大事表。例如，在分析中國成功的經濟發展這一問題時，經濟自由主義者一般會把1978年的改革開放和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作為經濟成功的兩個主要轉折點，但是左派卻會選擇淡化這兩個轉折點，強調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分水嶺意義，強調改革開放后三十年年和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之間的連續性，甚至強調“文革”對當代經濟成功的意義(甘陽 2012)。國內意識形態對立，但是譜系比較簡單，再加上國內學者大多學問粗糙，毫無精妙可言，因此在經濟發展問題上僅僅出現了兩種粗線條的大事表劃法和相應的敘事。如果解釋中國經濟成功的研究在西方成為顯學的話，不知會涌現出多少大事表和相應的精細的敘事方式。

　　第七，社會科學中的許多重要概念、分類和問題意識沒有本體性意義。

　　先前提到，物理和生物學中的重要概念和分類體系都有較強的本體性，或者說每一個概念和分類體系對應的都是外延和內涵較為確定的實體性的存在。人的特性已經把社會搞得復雜無比，而具有人的特性的社會科學家又會把自己的個性和價值觀轉化成對社會的各種奇奇怪怪的理解，從而導致大多數社會科學概念和分類體系失去了自然科學意義上的本體性。在社會科學中，有些概念(比如弱者的武器、日常抗爭、鑲嵌、治理性、他者，等等)表達的僅僅是對某類社會現象的理解，并沒有明確的組織、制度或行動者與之對應;有些概念(比如階級、分層)指向不同的人群或團體，但它們卻不見得是這些人群的認同感和行動的基礎;有些(比如國家、宗教、利益集團、民族)指向的是一類人群或者團體的概念，不但有明確的組織和制度基礎，而且可能是該人群的認同感和行動的基礎，但這些概念的外延和內涵卻很難給出先于經驗的明確定義。

　　由于本體性的模糊，以這三種概念為依托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帶著自己的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