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是沒有智力的，生物系統卻都是有智力的(intelligent);人是有智力的，人類社會卻是沒有智力的。[8]

　　第三，前文提到，生命現象背后的進化論原則以及生命現象結構和功能的高度統一給了生物世界顯著的系統特征。但是，人的特性破壞了在生物世界中廣泛存在的結構和功能的統一;人的特性也造就了大量具有正反饋效應的(或者說是反進化論原則的)社會機制。人類社會因此不具有生物世界中所具有的系統特征，或者說人作為行動者可以把社會的系統特征搞得亂七八糟。

　　由于社會不是一個系統，歷史發展也就不會遵從任何統一的規律。任何系統性的社會理論——無論是結構功能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由主義[特別是福山(Fukuyama 1992)提出的自由主義史觀]還是進步主義——無一例外都是對社會本質和歷史發展規律的誤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很同意默頓(Merton 1967)提倡的以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 為基礎的經驗研究，以及當今許多社會學和政治學家所提倡的以機制為核心的經驗研究。但在后文中我會指出，由于人的特性，中層理論和以機制為核心的理論也走不了多遠。系統性理論和中層理論的無能給了虛無主義很大的市場。這就是為什么當今主流歷史學家都會認為歷史是非發展的、無目的的，每個歷史都是自己的歷史 (Every history is its own history)。而后現代主義者則對人類的認知能力產生了全面懷疑，并以解構和批判既有知識為己任。在后續文章中我會系統地指出，這些歷史學家和后現代主義者的觀點的產生，背后有著許多重大的歷史原因，他們的懷疑和批判也有著從社會到學術多方面的正面意義，但他們卻從科學主義的極端走到了虛無主義的極端。

　　第四，與生物學一樣，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也有“層次”：基因、個體、群體、地區、國家、國際社會——這僅僅是層次的一種分法。一旦有層次就有還原問題，即是否能夠把某一社會現象的產生原因歸結于更低層面(比如，個體層面甚至是基因層面)的機制?社會學中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相對于方法論集體主義)就是還原主義的一個表現形式。但是，還原論的哲學討論在社會科學中變得幾乎沒有意義，因為人的策略和自我辯解能力不但使得還原主義方法的運用更為有限，而且把問題變得非常復雜，復雜到幾乎要一事一議(即是否能還原完要看研究對象和問題意識而定)。

　　例如，有西方學者用生物機制來解釋性別不平等這一現象。其中一個解釋認為性別不平等是人直立后骨盆變狹窄而產生的副作用。動物四肢著地，骨盆因此松大，能產出很大的子代。因此馬、牛、羊、老虎等的幼崽一出生就能行走，即使是猩猩和猴子的子代也是如此。為了“解決”直立起來后骨盆變窄這一問題，人就只能“早產”，新生嬰兒要到一周歲左右才開始牙牙學步。這樣，母親照顧嬰兒就變很重要，而女性的這一任務使她們根本不可能在社會中與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這一還原性的論點并不是沒有道理，但它并不能解釋為什么性別關系在現代社會走向了平等?畢竟，現代女性又鍛煉身體又推遲生育，骨盆只會變得更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