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創新是資本的內在動力，而文化是資本創新的催化劑。前面說過，資本的逐利本性不可改變，它可以將一切能夠贏利的要素和形式都容納進自身，但資本總是隨著世俗世界的變化而不斷改變自己獲取利益的方式。在現代社會中，這通過兩個基本的層面體現出來：

　　一是文化引導消費，消費助長資本擴張。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在形式上越來越具有文化的特質，這種特質也呈現出一種令人不解的“悖謬”：文化成為資本擴張的工具。這可從當今的消費社會窺見一斑，即把消費文化解釋為資本化或物化，這是社會普遍異化的真實體現。貝爾認為，享樂主義世界是時尚、色情、廣告、電視和旅行的世界。的確，廣告、影視以及書刊等等鋪天蓋地，與其說它們是文化的載體，倒不如說是資本的傳媒。它們傳播的是文化，壯大的是資本，因此，它們是文化與資本的結合體。鮑德里亞認為，消費社會的特征是人受到物的符號邏輯的包圍。在消費社會里，商品的邏輯得到了普及，如今不僅支配著勞動進程和物質產品，而且支配著整個文化、性欲、人際關系，以及個體的幻象和沖動，價值、理想和意識形態的喪失換來的僅僅是日常性的享樂[3]。在人們的消費和享樂中，資本也享受著狂歡。

　　二是文化消費市場的形成與擴大，推動了資本創新場景的變化。隨著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人們的消費日趨多樣與全面，但無論如何變化，物質性消費和精神性消費永遠是人們消費的基本結構，只是這兩種消費的比重在不同的條件下不同而已。資本的一個歷史性貢獻在于，它給人們的物質性消費創造了堅實的基礎。但在當今消費主義占主導的情形下，精神性消費便日益走上前臺。這給資本創新提供了歷史性的前提。資本的主導形態不斷發生變化，從工業資本到金融資本，再到今天的知識資本、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等，總之，資本的戰場已經從生產領域、交換領域、消費領域等轉到了文化領域。早在19世紀，馬克思便預言，在各國經濟走向世界經濟的過程中，文化生產也將獲得世界歷史性意義。馬克思看到的是，“資本主義生產在這個領域中的所有這些表現，同整個生產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4]417。今天，這種狀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文化領域逐漸成為資本角逐的主要戰場。

　　再次，作為一種權力，資本對世俗世界的控制從未停止，從經濟權力、政治權力等“硬”權力到文化的“軟”權力，都一一納入彀中。不言而喻，文化權力具有終極性。這有兩層意思：一是在資本追逐的權力體系中，文化權力具有終極性，因為文化像血液一樣滲透到經濟權力、政治權力之中，并決定著一切權力的最終命運，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就是例證；二是對于資本權力而言，文化權力具有深入人心的趨勢，導致人在心理上接受其統治，這可從弗洛姆的論述中得到確切證據。可以斷言，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的“歷史極限”將定格在文化權力上，也就是說，隨著文化權力走到極端，資本權力也將終結，資本主義社會將完成自身的歷史使命。在某種意義上，文化構成了整個社會的觀念基礎。或者說，文化處于社會結構的最深處，從而成為整個社會結構的穩定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思想的表達。布迪厄正確地指出，在現代社會中，文化已滲透到社會的所有領域，并取代政治和經濟等傳統因素躍居社會生活的首位；政治和經濟都無法依靠自身的力量來解決問題，只有文化的大規模介入，才或多或少形成對政治和經濟的有效制約。因此，資本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宰制，最深刻、最徹底的，無疑是控制社會的文化權力。只有控制文化權力，資產階級才能控制政治權力以及所有的社會活動，從而從根本上實現自己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