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攻代以束的垮次啟篆運動

　　“在中國現代史上,大規模的啟蒙運動發生過兩次,一次是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或者說‘新啟蒙’運動。”[5]一般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探索之路可以回溯到19世紀60年代,大致經歷了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文化層面的變革過程。鴉片戰爭的爆發,帶給中國人的是一個“千年未遇之變局”,被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驚醒的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了中國古老的傳統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差距。為國家民族計,他們開始了采擷西方文明成果,通過引進西學的方式實現“救亡圖存”的艱苦歷程。

　　從洋務運動的“自強”、“求富”到戊戌變法的“百日維新”進而到辛亥革命的“振興中華”,這些本就充滿民族主義政治目的的運動“在探求應對危機辦法的過程中,啟蒙運動的一些構成因素在逐步積累”[6]。隨著眼界的逐漸開闊,急于尋找救國之道、實現國家富強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超越單純的技術追求,轉而尋求政治體制的變革和促使社會轉型的道路,并逐漸意識到進行文化革新、思想解放的必要性。這個過程中交織著西方文明以其科學、文明、進步的面貌對封建守舊中國的傳統觀念、頑固心態的松動,中國人對于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也上升到改造國民性的精神文化層面的變革,其起點正是啟蒙運動。

　　中國近代的早期啟蒙思想家懷著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景仰,認為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文化旗幟,并把它們作為重估、審視一切價值的標準,他們樂觀地認為解決中國一切社會問題的關鍵在于把民眾從封建蒙昧的枷鎖中解救出來,在于思想啟蒙。因此高舉“民主”、“科學”兩面大旗的文化派,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揭露、批判以封建禮教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將中國的啟蒙運動從器物和政治層面推進到思想文化層面。急于從舊文化中掙脫出來的先進知識分子將批判的鋒芒對準了封建倫理道德,進而對整個傳統文化進行批判直至觸及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提出改造國民性的“靈魂的救治”的歷史任務。這場思想啟蒙運動首先推動了青年學生的覺醒,繼而促成五四運動的爆發,而學生的愛國運動進一步推動國民的覺醒。自此,這場以德、賽二先生救治中國積弱弊病的啟蒙運動,伴隨著文學革命將啟蒙思想深人普通民眾,這種知識分子經世致用的理想也照進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現實,從而成為全民族的覺醒運動。

　　五四運動作為中國文化啟蒙的第一波高潮,其特殊性在于:俄國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新文化運動后期,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科學萬能”的迷夢并不能解救中國于水火之中,轉而尋求“第三種文明”,暢言“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種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7]。恰在此時,以唯物史觀解釋人類發展歷程的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文明”被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所接受。馬克思關于人類發展的理想學說,在同樣落后的俄國取得革命勝利的示范作用下,對于一直以西方為師、尋求救國之道而屢遭失敗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具有格外的吸引力。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中國共產主義者,開始了以俄為師改造中國的進程,走上了一條不同于西方啟蒙的馬克思主義啟蒙的道路。“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運用唯物史觀的武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思想文化的社會根源。他們把反封建主義斗爭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從爭取個人的個性解放上升到爭取人民群眾的社會解放的高度;把反對封建主義斗爭的方式,從由少數人進行的宣傳工作,發展到主要由人民群眾進行的革命實踐,從而推動中國人的思想在更廣大的范圍內和更深刻的程度上獲得解放”[8],因此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啟蒙,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和繼續”[9]馬克思主義以其揭示人類發展規律的科學性給中國人民指出了民族解放的美好前景,指引人民科學地認清本國國情,發動和團結最廣大人民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通過國家和民族的救亡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實現人民解放和個人自由,在中國土壤上具備了實踐上的可能性和實現的必然性。而寄希望于文藝界、學界革命的方式實現啟蒙并實現民族獨立的希望只能是幻想,加上當時統治者或者主政的黨派,把救亡和啟蒙對立起來,“用所謂的‘救亡’來壓制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權的訴求”[10]總之,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啟蒙運動在中國復雜的社會環境里,驟然興起又快速隕落,雖然仍有一批知識分子為之努力,卻沒有能力實現他們的理想。五四運動后的啟蒙,不僅要完成資產階級“啟”封建傳統文化之“蒙”的任務,還需要通過救亡圖存來推動啟蒙,實現啟蒙運動的一大轉向,隨后開始了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啟蒙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