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先說“第一個層面的內容”。確切地說，馬克思在其晚年關于把《資本論》第1卷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論述中的“歷史必然性”，實際上講的是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特殊——“對農民的剝奪”的“歷史必然性”。這種“歷史必然性”當然只能限于西歐社會范圍內，但這絲毫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只能產生于西歐。進而言之，馬克思從來沒有把資本主義視為西歐的“專利”，從來沒有說過資本主義只能產生于西歐。西歐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只是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的一種特殊形態（當然，即便在西歐各國，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形態也是有區別的[3]）。19世紀70年代以來，馬克思在《資本論》法文版、《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和《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及其草稿中，一再強調《資本論》第1卷所揭示的西歐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特殊性。這標志著他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對資本主義及其發展認識的深化和拓展。從邏輯上看，這其中也包含著他對俄國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特殊性認識的深化和拓展。例如，在19世紀80年代初，基于多年來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狀況的研究，馬克思寫了一篇“關于俄國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發展的札記”的手稿。在這部手稿中，他明確指出了在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方面俄國與西歐的一個重要不同點，即“贖買”：擺脫人身依附關系的農民贖買地主的土地。這種贖買有利于解放農民，當然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打算解放農民的風聲剛一傳開，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對付地主用強力剝奪農民或者把農民遷往不毛之地的做法。”[4]雖然，這種“贖買”在整體上是非自愿的，但畢竟說明在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方面俄國與西歐的路徑和方式有所不同。因此，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復信的草稿中說：“要剝奪農民，不必像在英國和在其他國家那樣，把他們從他們的土地上趕走；同樣，也不必用命令來消滅公社所有制。”[5]

　　可見，馬克思在其晚年把《資本論》第1卷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的同時，并沒有否定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不僅如此，他還認為，當時的俄國資本主義比西歐資本主義發展要迅速得多，具有跳躍的態勢，盡管還遠落后于西歐。如在給查蘇利奇復信的草稿中，他對俄國的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的迷信者質問道：“俄國為了采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呢？同時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么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一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里來呢？”[6]顯然，這一質問包含著馬克思對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狀況的科學把握。在俄國，自1860年改革以來，其在17世紀就出現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到70年代，其發展的勢頭更加迅猛，這一點當然不會在馬克思的視野之外。所以，馬克思在其晚年關于把《資本論》第1卷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的論述，根本沒有把資本主義只是視為西歐的“專利”的意思。因此，馬克思這一論述方法論指向的第一個層面的內容是：西歐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特殊性與俄國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特殊性不能相互混同。而這方面的內容是學界長期以來所忽略的。

　　再說“第二層面的內容”。馬克思在其晚年關于把《資本論》第1卷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的論述，其方法論指向第二個層面的內容是：西歐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是一種私有制向另一種更高形態的私有制過渡和演進，而其主體尚未完全解體的俄國農村公社則不是如此，故這兩者不是一個序列上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反復強調，《資本論》第1卷中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的概述，沒有也不可能給俄國農村公社未來發展提供任何根據（無論是其解體繼續向資本主義發展，還是其獲得“新的歷史起點”）。所以，馬克思在其晚年關于把《資本論》第1卷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的論述，與俄國農村公社未來的社會發展道路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