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目前學界存在的混亂、模糊認識的澄清，有助于我們認清這些年來在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認識進行學術史評價中所暴露出來的對馬克思“五形態論”的一些錯誤理解。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學界明確提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以來，經過大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其研究的意義近年來被學界（特別是中國經濟史學界）越來越多的人所否定，目前已基本陷于沉寂狀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現在也幾乎沒有人愿意去“碰”這個問題。之所以如此，從方法論上看，在很大程度上與學界對馬克思“五形態論”的兩個核心問題的研究走入了“死胡同”有直接關系。因此，本文并不想具體評價“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利弊得失，而僅打算通過在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認識進行正確的學術史評價方面所彰顯的馬克思“五形態論”的特性和本質的闡釋，使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及其當代意義的研究得以深化。

　　1.對“五形態論”的質疑與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否定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之所以被不少人所否定，被視為“偽問題”，與學界長期以來對馬克思“五形態論”的一個誤解直接相關。有些學者曾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之所以被視為“偽問題”的學理原因作了這樣的說明：在過去很長的一個時期內，學界有一種主流認識，即“五種社會形態”從而資本主義是世界每個民族國家必經的發展過程，“是世界各民族的歷史發展都必須遵循一條共同的道路”，中國當然也不能例外，于是，人們自然就要為中國尋找“資本主義萌芽”及其發展。這就是“歷史發展的單線論”。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傾向于“多線論”或“多元化的史學觀念”的人越來越多，故指導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方法論受到質疑，“歷史發展的單線論”越來越遭到拋棄。而在“多線論”或“多元化的史學觀念”的影響下，“五形態”不再被認為是世界各個民族必經的發展過程，資本主義當然也就不再被認為是世界各個民族必經的發展階段。因此，“我們有什么理由相信資本主義萌芽會在中國的歷史上生根發芽”。況且，是否是“萌芽”要由“果子”來證實，西歐那樣的資本主義的“果子”在中國從來沒有發展出來過，何來“萌芽”之說？

　　以上說明顯然把“五形態論”作為“單線論”來理解。這是不妥當的。確切地說，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五形態論”是指馬克思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五形態論”，這與后來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五形態論”的機械的、片面的解釋無關。當然，學界有些人將兩者相互混同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我以為，馬克思的“五形態論”本身具有超越“單線論”與“多線論”的特性，實現了方法論上的“一”與“多”的有機統一。而這種“有機統一”絕非是“一”和“多”的簡單相加。在其晚年，馬克思進一步在世界史和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中貫徹這種“有機統一”：一方面，他反對用“西歐意義上的封建主義”的模式去套非西歐民族國家的社會發展，拒斥把世界上其他民族國家的社會發展視為資產階級的“歐洲的經驗”的注釋[8]，強調俄國農村公社和整個俄國的未來發展取決于“具體的歷史環境”，而與西歐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模式無關。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封建主義并非西歐才有，東方國家也存在不同類型的“封建化”[9]；認為資本主義不是地域性的生產方式，俄國資本主義已經獲得迅速的發展，其起源有其特殊性，故絕不是西歐資本主義在俄國創設“西歐環境”的結果；堅持社會主義只能產生于資本主義及其發展過程的觀點仍然適用于俄國。據此，馬克思通過對俄國農村公社獲得新生和整個俄國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的“具體的歷史環境”的預設，闡明了非資本主義類型國家的俄國與資本主義及其發展間的關系。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實際上就是對馬克思這方面思想的實踐詮釋。因此，講非資本主義類型國家與資本主義關系，其指向并不必然是向資本主義類型國家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