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分配結構，不論是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都明顯不利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制約了新的需求增長動力形成

　　收入分配結構嚴重影響擴大消費需求：購買力傳導機制失效。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的收入份額呈下降態勢，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收入份額呈上升態勢。1992～2013年，居民在初次分配總收入中的份額從66.1%降至61.6%，累計減少近5個百分點。同期，企業收入份額從17.4%升至25.3%，累計提高近8個百分點；政府收入份額從16.6%升至17.5%，累計提高近1個百分點。

　　政府部門在再分配環節的增收，得益于收入稅和社會保險繳款，二者分別占政府經常性轉移收入的46%和54%。收入稅中2/3來自企業，1/3來自居民。社會保險繳費來自于居民部門，而且繳費收入規模仍然大于社會保險福利支出規模，前者比后者高出25%左右。也就是說，在再分配環節，政府從企業和居民兩大部門獲取轉移收入（分別貢獻30%和70%），再將轉移收入中的40%左右返還給居民部門。

　　調整居民收入分配結構，關鍵是要實現低收入群體較多、底層社會有固化趨勢、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低且不穩定的“上字型”社會向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轉變。既要促進低收入群體向更高收入等級轉移，又要盡量減少中等收入群體向更低收入等級下降。總體來看，當前我國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形態為“上字型”，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大部分人都處于社會平均收入以下。2013年，按照收入五等份分組的城鎮居民家庭中，居于中間位置的2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4518元，而城鎮人均為26955元，平均數比中位數高出了10%，大部分城鎮居民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在農村居民家庭中，中等收入戶的人均純收入為7942元，而農村人均為8896元，平均數比中位數高出了12%，農村地區大部分人的收入也不及平均水平。

　　二是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過低。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數量偏小且不太穩定。按照三口之家人均收入2萬元的標準，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只有10%左右，而且這部分群體在居民收入分配中所處的位置十分不穩定。以5年為一個周期，他們向更低收入組轉移的概率在40%左右，向更高收入組轉移的僅占1/4，能保持在原等級的只有1/3。

　　三是低收入群體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阻力較大。城鎮居民中的低收入戶，2/3以上都會在5年的周期內維持其收入等級，向更高收入組移動的概率僅略高于30%，而美國的后一個比重為50%，英國和芬蘭為60%左右。在一個處于轉型階段的國家，居民在各收入等級之間轉移的狀況應該更加活躍，而我國的情況是向下遷移的概率偏高、向上遷移的概率過低，中等收入群體不穩定，低收入群體進入更高收入等級的難度較大，底層社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固化和剛性化趨勢。

　　社會治理結構給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帶來負面影響

　　盡管近年來我國社會組織快速發展，但社會組織的數量和發展質量還有待提高，社會組織的活力還有所欠缺，拉動經濟增長的潛力仍大有空間。2014年我國社會組織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僅為0.21%，占GDP比重在千分之一左右（也有研究指出官方數據低估了我國社會組織GDP貢獻率，認為實際占比在千分之七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以及全球平均水平。在規模上，當前我國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量不足5個，同樣遠低于發達國家（日本97個，美國63個，新加坡18個）。

　　在“互聯網+”行動積極推進下，互聯網與經濟社會各個領域融合程度將進一步加深。互聯網在使得識別社會風險點的渠道更寬廣的同時，也帶來社會風險點明顯增多，傳導更快，預判和應對的難度有所加大。當前社會治理中信息化手段運用還相對不足，信息化建設較為滯后，尚未形成信息共享、互聯互通；運用新興技術手段搜集輿情、獲取民意的機制尚不健全；運用互聯網提升決策能力還不完善。

　　一般說來，常規周期性問題大多是總量性問題，可以用總量性改革為主的政策和措施來加以解決。但是，導致周期混亂或者周期拖長的問題往往大多是結構性問題，需要用結構性改革為主的政策和措施來加以解決。在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經濟結構性問題研究比較充分，但是社會結構性問題還剛剛開題，我們必須給予高度的重視。

　　（作者分別為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