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光明日報城鄉調查研究中心副主任 劉士林

　　這幾天看李世石和“阿爾法”的圍棋大戰，忽憶起一篇討論“電腦”與“人腦”的舊作。該文寫于2001年秋冬之際的南京，后收入我的論文集《新道德主義》（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責編為洪亮先生）。當時寫作此文，已是對大學時代的精神追憶。今之視昔，百感交集。對過于思辨的文字略加梳理，刪除部分晦澀的哲學分析段落，重新刊布，以饗讀者。作者謹識，2016年3月14日。

　　一

　　在十余年前，還在大學時代的我，和當時的朋友們圍繞“電腦”和“人腦”，曾有一場持續時間長達數月的激辯和討論。

　　在那個因思想解放而激動人心的年代，與其說它是一種擯棄了主觀性的學術對話，毋寧說是帶有相當宗教激情的不同信仰在相互碰撞。沒有什么層次和語境考慮，邏輯結構十分簡單明了。其中一方可歸類于科學主義一路，他們樂觀地宣稱“電腦優于人腦”，前者對后者的取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由此推導出一切“思想者”走向終結的歷史悲劇命運。另一方來源于人本主義哲學，一般都相當憤怒地反擊這種膚淺的科學主義論調，并痛苦地堅信無論“電腦”在現實世界中怎樣發展，由于在邏輯上不可能超越它的“機器本質”，所以永遠不可能僭越那個創造了它、作為它的“母體”或“原本”、具有“永恒魅力”的“人腦”。

　　當然，和那個時代大多數的討論一樣，這個具有濃郁現代主義“年代語音”的對話，不可能有什么最終的結果。隨著時光的流逝，這種典型的“青春”話題甚至僅僅是一種“少年意氣”，在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中也一去不復返。但由于它們分別代表著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因而也可以說，這些表面上“幽靈化”的聲音并未真正地遠行，仍會不時地游蕩和徘徊在我們的筆下和心底。

　　二

　　即使不去翻閱當年的日記本，我依然很容易回憶起那些激動人心的場面。當時的我，是一個堅定的人本主義者，為搞清楚自己的內心世界或希望把自己的“真理”昭示于人，和那個時代對知識渴望到貪婪的很多同齡人一樣，我們不分晝夜地饕餮著所有可以到手的哲學、美學、倫理學、歷史學、社會學、生命科學、科學技術史，甚至包括“新三論”和“老三論”。

　　轉眼十余年過去，人生最大的悖論就在于，百年太短而十年有時又過于漫長。這是古代詩人經常發出的“年命之嗟”：“十年一覺揚州夢”（杜牧）；“十年生死兩茫茫”（蘇軾）；“世態十年看爛熟”（陸游）；“十年依舊一頭陀”（楊萬里）；“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黃庭堅），甚至僅僅是“十年孤負好春光”（陳寅恪），總之，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當年校園里的年輕人和他們的生活理想，已“面目不可復識矣”。這種時代的滄桑，在劇烈地改變著自己青年時代人生信仰的同時，也督促我禁不住要一次次地反省那猶在耳際的“紙上談兵”。

　　如今看來，無論是我的朋友們還是激烈批評他們的我，都犯了在那個充滿現代主義氣息的時代年輕人不可能避免的“語法”錯誤：我們都使用現代主義者特有的宏大敘事，并醉心于要在正命題和反命題同時成立的“二律背反”選擇其一，因而那種被我們熱切期待的“愈辯愈明”的“真理”，如果不是“在邏輯上不可能的”，就一定是“實踐中的獨斷論”。也就是說，無論是“電腦優于人腦”，或相反強調“人腦的不可復制性”，都只能在某個有限的語境中才是正確的，所以這個問題也就永遠不可能有最終的答案。如果說我這十年在思想上有什么進境，也就是多了一點點這樣的“自知之明”。

　　三

　　“十年蹤跡走紅塵”。當年的朋友都已經勞燕分飛，在一個人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我都會不由自主地反省和自我批評，當年，為什么要那樣固執地把一孔之見強加于人呢？

　　其實，在某種特定的語境中，“電腦優于人腦”論完全可以成立。一方面，只要“電腦”這種“人工智能”進化到和“人腦”一模一樣，甚至更上一層，和原本截然對立的“腦機制”不再有任何的區別，這就從“正”的一面論證了朋友們的理論假設。另一方面，即使生命科學技術不能甚至永不能復制出和“人腦”無差別的“人工智能”組織——這一點是我當年批駁友人們時最重要的“思辨式”撒手锏，但如今看來，其實也不是真正捍衛精神生命的“國之利器”。因為還有一條途徑是，只要借助電子傳播技術這種最權威的后現代文化工具，在人的精神再生產中消解“人腦”和“電腦”的對立，具體說來，就是通過大眾文化提供的各種“工業文化幻像”，使“人腦”中固有的思想、意志和情感永不再見天日，“雖有腦子，無所用之”，就同樣從“反”的一面證明了朋友們當年那些“庸俗觀點”是多么地遠見卓識。如果說，對前者我們還可以有幻想和僥幸，那么，后者則是任何人本主義者都不得不面對的痛苦現實。因為當今世界的消費意識形態，就是這樣再生產“人腦”的。最后的結果很可能是，大家的腦子都是一個東西，他們的思想、意志和情感，都是按照電視片復制的。

　　但這只代表了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在邏輯上仍然存在相反的可能性。這不僅可以通過是否會有和“人腦”完全一樣的“電腦”——這種經驗方式證明，更重要的是，電子化和數碼化的“人腦”，也不可能真正等同于人類在軸心時代（公元前8-2世紀）生成的“人腦”。如果說，“人腦”的生產方式是不斷地再生產出不同于自然的知識、不同于禽獸的倫理及不同于“異化的人的機器機能”的“自由生命的審美機能”，那么也可以說，依附于“電腦”的全部“仿生”活動，永遠是對“人腦”中特有的三種精神生命機能，即康德所說的純粹理性（知識能力）、實踐理性（倫理能力）和判斷力（審美機能）的純粹復制，或者說是惡性損耗。也就是說，無論是“電腦”怎樣發達，它的思考、決斷和情感都不可能直接來自它的機器“天性”，而只能從“人腦”這個“本源”、“母體”和“第一手數據”中模仿、克隆和復制得來，這就決定了它們在邏輯上不可能超越尼采所說的“模仿的語言”和“模仿的熱情”。從這個角度，我當年那種固執的想法和信仰依然沒有“隨風而逝”。不僅過去如此，未來也應如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