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社會保障、人工智能、全球互聯網治理、媒體傳播力、國企公司治理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鄭功成：中國亟需走出社會保障發展理念的迷霧】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指出，在社會保障領域，近年來卻出現了發展理念的迷霧。當前有一種令人擔憂的現象是:在制度變革過程中往往因過度關注經濟指標而迷失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應當追求的社會公平、分配正義與文明進步目標，因過度關注個人得失與崇尚利己而忘記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應當堅守的互助共濟與公益本色，因過度關注當下與短期應對而忽略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應當重視的歷史經驗與長久的穩定預期，因過度關注局部與細節問題而罔顧社會保障制度實踐應當發揮的完整功能與綜合效應，還有期望政府包辦一切的“泛福利化”思潮和主張個人自我負責的“反福利”等極端取向。
一方面，基于社會保障實踐面臨著福利剛性增長與財力增速減緩的矛盾，加之國際上因美國次貸危機與歐債危機等導致一些地區經濟發展陷入低迷狀態而對福利制度看法出現分歧，國內出現了一種反福利傾向；另一方面，公眾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期望值越來越高，不僅要求持續提高養老金、醫保等社會保障待遇，而且要求免費醫療、普遍性福利的呼聲高漲，一些地方亦將福利項目作為短期政績工程，這種現象并不罕見。在反福利與泛福利化思潮并存且各有市場的條件下，必然直接影響人們對社會保障制度的認識與評價，也會對制度變革產生復雜的影響，它還會掩蓋現行制度安排中的某些結構失衡、權益不公等問題，導致政府與市場及個人責任邊界不清，扭曲這一制度發展的客觀規律，從而不利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健康發展。在國家發展理念已經清晰的背景下，中國亟需走出社會保障發展理念的迷霧。
摘編自《文匯報》
【鄧線平：對人工智能的討論應站在“技術哲學”的高度去分析】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鄧線平認為，目前關于人工智能的討論,都只是就技術論技術,而并沒有深入了解技術背后的內在規律,因此也就難以真正探究技術的未來。技術未來會怎樣?這需要哲學上的回答。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與人和諧共處?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人類自身是不是足夠強大。如果人類社會還沒有足夠強大,還不能承受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沖擊,這時候就產生了強大的人工智能,那么就有可能產生可怕的后果。其實,不止人工智能,任何一種技術都是如此。
實際上,任何一項技術,包括人工智能技術,其作用于人類,都是一步一步慢慢實現的。新技術首先作用于某一領域,某一個人,或者某一群人,繼而影響整個社會。總體來看,在此過程中,人類理性發揮作用,將不好的作用效果屏蔽掉,將好的作用效果發揮出來。現有的技術發展歷程就是如此。核技術可以毀滅人類,也可以用來發電、造福人類。關鍵是在技術發展、推廣的過程中,一系列的社會建構在起作用,規范著技術使其朝著正確的道路前進。這可看作是技術實體論與技術工具論外的第三種觀點,即技術逐步改變人類,但同時受人類理性控制,最終將人類帶到一個更能發揮主體性同時又更規范的世界。技術可能在某一方面勝過人類,但要從整體上統治人類是不可能的。因為技術本身要遵守這些規范。
摘編自《大眾日報》
【謝新洲：改變全球互聯網治理不平等狀況的“中國態度”】
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院長謝新洲教授撰文指出，互聯網把人類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然而，在這一新的發展空間中，傳統的國際秩序依然在發揮作用，發達國家憑借技術、資本以及在網絡資源分配控制權上的優勢，形成對發展中國家的牽制。互聯網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依次為基礎設施層面、邏輯層面和應用層面。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霸權滲透到每一個層面。基礎設施層面上，發展中國家力量薄弱。發達國家往往憑借技術優勢形成對市場的控制，賺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應用層面上，發達國家利用成熟的資本市場和商業模式，迅速培養了大批互聯網跨國企業，推出一系列全球性的應用和服務平臺。這些平臺不僅吸收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本，而且控制了他國互聯網的內容資源，形成對他國更深層次的文化和社會影響。當前，西方發達國家希望維持現有的以互聯網技術社群、私營企業為主導的“多利益相關方”模式，維持互聯網資源分配不平等局面，主導網絡空間規則制定，遏制新興國家互聯網發展。
正是基于對當前全球互聯網治理秩序的科學研判，習近平同志提出：“國際網絡空間治理，應該堅持多邊參與、多方參與，由大家商量著辦，發揮政府、國際組織、互聯網企業、技術社群、民間機構、公民個人等各個主體作用，不搞單邊主義，不搞一方主導或由幾方湊在一起說了算。”這是站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和全人類福祉高度進行的概括，也是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的“中國態度”。
摘編自《人民日報》
【孟威：中國媒體傳播力較為孱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孟威指出，在國際傳播領域，西方話語的彌漫滲透和過度消費，與中國媒體傳播力較為孱弱也有一定關系，在一些重要理念、事件需要闡釋說明之際，一些媒體因為行動遲緩、話語缺位、表達無力或程式化思路，客觀上造成了出讓話語表達主體地位的后果。
中國話語傳播的不盡如人意，主要表現為幾個現實問題：一、對中華文化、中國模式、中國道路認知不足，難以傳遞出富有自信的中國立場；二、對對象國文化生態的特殊性和公眾心理缺乏深入了解，文化“走出去”后又產生“融進去”的問題； 三、多種話語渠道拓展迅速，但“中國文化”獨特優勢尚未彰顯，話語影響力亟待提升。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劉曉蕾：完善國企公司治理 以制度創新增活力】
劉曉蕾指出，從實踐情況看，試點企業初步實現了決策與執行的相對分離、權力制衡，基本做到重大事項董事會集體決策，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一個人說了算”的弊病，提高了管理和決策水平，促進了企業改革發展。但存在的突出問題是，運作中仍存在董事會職權沒有落實到位，權力和責任不匹配，董事會形同虛設，內部人員控制不合理等現象。可見，董事會建設任重道遠，完善國企公司治理亦是一項長期任務。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僅要厘清企業勞動者、所有者、經營者的權利和責任，同時，還要繼續推進董事會規范建設，以形成有效制衡機制，并把體制機制創新與企業發展有機結合起來，以此激發國有企業的活力與競爭力。
第一，落實董事會的法定職權。各國法律均賦予董事會較為廣泛的職權，一般采取概括方式予以規定。我國法律對董事會職權采取了列舉式規定，同時，公司章程還可以規定其他職權。第二，完善股東授權制度。我國《公司法》規定，國有獨資公司不設股東會，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行使股東會職權。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可以授權公司董事會行使股東會的部分職權，決定公司的重大事項。因此，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不僅依法享有一般公司董事會的職權，還可以獲得股東授權，具有更充分的職權。
摘編自《經濟日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