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從政治層面上看：增強社會各界凝聚力，鞏固執政基礎。社會力量既是一種經濟力量，也是一種政治力量。民辦機構參與公共服務事業，將有助于推動社會的政治互動，有利于改進基本公共服務的政策與績效。對我國而言，民辦機構參與公共服務事業可以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增進社會各界的凝聚力量，從而有利于順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第六，從文化層面上看：倡導公正平等價值理念，形成和諧社會文化氛圍。民辦機構參與公共服務事業，將有助于形成普遍、公平、公正參與的價值取向和社會觀念，從而在全社會營造和諧平等的文化氛圍。

　　現階段民辦機構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的總體評估

　　參與規模在不斷擴大且以較快速度增長。隨著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的陸續出臺，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事業的領域在逐步拓寬，程度在逐步加深，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社會力量舉辦的機構數量在不斷增加。2008年至2014年，各級各類民辦學校和教育機構的數量由10.09萬所增至15.52萬所。第二，社會辦機構提供的服務數量也在迅速增長。2008年至2014年，各級各類民辦學校和教育機構的在校生數量由2824.4萬人增至4301.91萬人。

　　民辦公共服務事業的結構性特征突出且正在優化。一是行業之間結構。教育、醫療衛生、養老服務、公共文化體育、人力資源服務等領域，社會力量的參與程度不一樣，體現在參與幅度和參與深度上。總體而言，養老服務、文化產業、人力資源服務等領域社會力量的參與比例高一些，而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的參與比例低一些。

　　二是行業內部結構。教育領域，早期以高校和職業教育為主，民辦高校和獨立學院是社會辦學的主要載體，近年來學前教育發展迅速，義務教育也開始逐步涉入，幼兒園基本上以民辦為主。醫療衛生領域，以綜合性醫院、特色專科醫院和個體診所為主，中醫醫院和護理院等較少。養老服務領域，提供一般性生活照料的養老服務機構較多，社區養老服務發展比較滯后。公共文化體育領域，社會力量主要集中在文化產業和體育產業，群眾性文化和體育活動的參與度較低。

　　三是區域結構。大多數經濟發達地區都出臺了相對完善的實施政策，尤其是東部發達地區，甚至部分縣級市也出臺了相應文件，而廣大中西部地區大多停留在省級層面和中心城市。民辦高校和職業教育機構在地域上比較集中，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型城市或省會城市。綜合水平較高的醫院集中在大中型城市，小城市則以專科醫院和個人診所為主。

　　四是城鄉結構。由于發展基礎的差距，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事業主要集中在城市，無論是參與規模，還是參與程度和參與深度，城市都遠遠超過農村，這種格局短期內將不會有大范圍的改變。

　　民辦機構的服務范圍不斷拓展。民辦公共服務事業的服務范圍呈拓展趨勢，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民辦公共服務事業的服務對象群體范圍在逐步拓展，由公辦公共服務事業覆蓋范圍之外的群體向覆蓋范圍之內的群體延伸，越來越多地提供之前由公辦機構提供的公共服務，如在教育領域由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向義務教育延伸，在養老領域由高端、健康老人向失能半失能老人延伸，在醫療服務領域由特色專科服務向綜合診治服務延伸。二是民辦公共服務事業的服務內容范圍在逐步拓展，由非基本公共服務向基本公共服務延伸。三是民辦公共服務事業的產業化道路在逐步拓展，部分民辦公共服務事業在嘗試集團化運作，形成品牌效應，在全國各地進行布點規劃，向產業化方向發展。

　　社會力量的參與模式和實現形式日益豐富多樣。根據產權主體和運營主體的不同，目前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事業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公建民營；二是民辦公助；三是民建民營。當前三種模式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政策實踐中，三種模式又區分為很多具體的實現形式，圍繞政府和社會力量的合作機制，將場所設施建設和運營管理兩個主要環節進行分拆，同時將資產轉讓環節穿插其中，形成了靈活多樣的參與形式，如BOT（建設—運營—轉讓）、TOT（轉讓—運營—轉讓）、BBO（收購—建造—運營）、合同外包、政府采購等。

　　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事業供給的主要問題及其成因

　　門檻進入“陷阱”：“鐵門”“玻璃門”和“彈簧門”同在。“鐵門”現象表現為，政策文件通常將行業準入表述為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行業主管部門基本上仍按照自身工作邏輯對行業準入進行設限，不希望社會力量進入的領域就自行規定禁止準入，至于為何禁止準入，則多以國家秘密、開放風險大且影響社會穩定、監管機制不完善等為理由。如民辦高校領域，法律規定民辦高校享有招生自主權，然而在公辦高校與民辦高校的招生競爭中，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門首先滿足本地區公辦高校在生源和質量方面的需求，對民辦高校采取種種限制措施。

　　“玻璃門”現象表現為，大多數公共服務事業領域在行業主管部門不太情愿的背景下予以開放，社會力量可以進入，但仍需面對各種嚴苛的審核和行政監管，令社會力量知難而退。如民辦醫療衛生領域，法律規定民辦醫療機構只要符合條件，即可申報醫療保險定點單位，但實際能夠申辦下來的民辦醫療機構并不多，而且申辦成功的民辦醫療機構通常要接受比公辦機構嚴格得多的年度審核。

　　“彈簧門”現象表現為，部分公共服務事業領域的行業準入和行政監管存在較大彈性空間。行業主管部門為推動公共服務資源發展而有意降低準入標準，或對部分尚未規范的潛在不達標行為給予寬容，以此鼓勵和引導諸多社會力量的進入。但是一旦出現風險因素，便立即加以嚴格審核并采取治理整頓措施，這使社會力量面臨前后不一致的準入標準和監管規則，處境比較尷尬。如養老服務領域，近年來為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各地大力鼓勵和支持民辦養老服務機構的發展，在場地設施和設備配置基本達標的前提下，人員配置、技能培訓和服務標準往往被忽略，導致部分地方出現虐待老人、衛生狀況不合格等問題，民政部門才及時加強監管，勒令整改乃至清退出養老服務領域。

　　社會力量進入公共服務事業領域后面臨各種體制機制障礙。出于維護公益性和控制負外部性的考慮，對進入公共服務事業領域的社會力量給予嚴格規范和制度約束，這本身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規范和約束一旦過度，就構成對社會力量的障礙，成為民辦公共服務事業發展的羈絆。

　　一是登記類型約束僵化。社會力量進入公共服務事業后，如果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將不得從事營利性活動，不得設立分支機構，不得連鎖運營，所投資產全部轉為社會資產，同時其資產不得用于抵押、質押和擔保；如果登記為工商企業，就難以享受各種優惠政策。

　　二是發展融資比較困難。政策鼓勵金融機構為民辦公共服務事業在融資、擔保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但在實踐中，由于民辦公共服務事業資產在抵押、質押、擔保上存在制度性障礙，金融機構對民辦公共服務事業惜貸現象比較普遍。

　　三是人力資源體系比較脆弱。民辦公共服務事業不屬于事業單位，在人員編制、職稱評聘、社會保障等方面無法實行事業單位管理辦法，雖然政策規定民辦學校的教師、非公立醫療機構的醫護人員享受與公辦機構同類人員的同等待遇，但在實踐中難以有效落實。

　　民辦機構與公辦機構處于不對等地位。目前公共服務事業各領域仍以公辦、國有為主體，公辦主體、國有主體與行政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也享受著歷史形成的資源優勢。資源優勢部分是顯性的，部分是隱性的，這使得社會力量在公共資源使用上處于不對等地位。公辦機構得到大部分財政補貼，而民間資本得不到或得到較少補貼。在服務定價方面，公辦機構可以在財政投入的保障下進行低價競爭，這將大量社會力量排擠出公共服務事業領域。

　　社會力量自身綜合素質不適應公共服務事業發展需要。公共服務事業對社會力量的綜合素質要求很高，如對行業發展趨勢的判斷和把握，以及專業化管理能力等，單憑參與熱情無法支撐起民辦公共服務事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處于民辦公共服務事業發展初期的民間資本和社會組織對公共服務事業的參與經驗不足，參與能力不夠，難以完全承接政府轉移的社會公共服務，這也是行業主管部門對社會力量參與缺乏足夠信心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少數民辦高校內部管理不規范，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教師和學生的權益缺乏應有的保障，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

　　針對民辦公共服務事業發展來說，社會力量、政府部門、服務對象和公辦機構是其中最為直接的利益相關者。四者對民辦公共服務事業發展的態度和意見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