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科學與唯科學論、公共外交、學者掛職的最大阻力、醫保是醫改關鍵、創新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錢乘旦：科學是個好東西，唯科學論是個壞東西】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錢乘旦認為，科學只是人類對自然的探尋活動，盡管科學的目標是觀察并且研究自然，企圖透徹地了解客觀存在并且尋找利用它的方法，但科學做不到徹底揭開自然的奧秘，不可能窮盡自然知識。科學只能夠讓人盡可能接近全部的客觀存在，了解盡可能多的自然現象，這是科學的極限。因此，科學不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而這里的“問題”，還僅僅是指和自然現象相關的問題。但人類社會有更多的“問題”：那些和自然現象沒有關聯的問題，許多社會問題，還有“思想問題”等等，都是科學解決不了的。除此以外，科學一方面可以解決某些問題，另一方面卻制造和引發出新的問題，因此科學不僅在解決問題，而且在制造問題。
學最大的問題是它自身沒有方向性。科學可以造福于人類，也可以破壞人類的福祉，甚至造成人類的災難，像核能的運用就是大家知道的一個例子，克隆也是這樣。顯然，科學的方向決定著人類的命運，錯誤的方向有可能造成人類的毀滅。現在困擾中國的毒牛奶、毒空氣、毒土壤、毒蔬菜等等，其實都是錯誤的科學方向造成的惡果，已嚴重威脅著中國人的生存了。但科學的方向恰恰是掌握在人的手里，能夠把握好科學的方向的，不是科學，而是人的道德，是科學家對人類命運的責任感。說到這里，我要強調的是：科學有它的局限性，不要以為科學萬能，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科學是個好東西，唯科學論卻是個壞東西。唯科學論又叫科學主義，科學主義是要不得的。
摘編自《北京日報》
【尹繼武：公共外交與中國的規范供給】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尹繼武認為，中國向國際社會的公共外交，必須聚焦于向他者展示自身的規范、價值和理念。規范是對于什么樣的行為是正當的原則規定，基于此，公共外交應該圍繞向國際社會展示我們所認為的“好的世界”和“好的社會”的價值理念。而這些好的規范和價值，無論是通過何種公共外交傳播形式，都是對于中國自身內在傳統和現實經驗的“藝術包裝”。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什么樣的規范和價值才是中國公共外交所應該承載和表達的呢？如何確保公共外交的效果呢？
其一，基于人性的規范。不同社會、不同政治體制下，人性是否可以相通，人性是否具有本質差異的看法，成為人際和社會溝通的基本哲學前提。其二，注重操作性規范的表達。如果我們把規范區分為價值觀規范和操作性規范兩種類型，中國向國際社會的規范倡議特性，就是重點強調價值觀規范，而具體的操作性規范則較為含糊。其三，防止公共外交實踐中規范表達的沖突。盡管規范的表達在公共外交實踐中應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規范的表達及其效果仍存在諸多問題，最為突出的是規范的沖突問題。中國的公共外交目標，在于塑造形象，改善認知，樹立情感，影響政策。要完成這一任務，通過諸多渠道和技術的公共外交實踐，必須聚焦于向國際社會表達中國自身的規范理念和價值。規范供給確保公共外交的成效，人性原則是基礎，操作性規范是方向，功能性規范是重點，最后還需做到規范的內外一致。
摘編自光明網
【毛壽龍、李梅：學術秩序和政府秩序的不匹配是學者掛職的最大阻力】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梅指出，學術秩序和政府秩序的不匹配，可能是學者在政府部門掛職的最大的阻力。現在很多學者雖然沒有掛職的經歷，但有很多給政府官員講課和給政府部門做科研的經歷，也有很多去政府部門調研、咨詢的經歷。這種經歷給學者的感覺是，自己的級別實際上是和自己接觸的政府部門的級別有關系。因此，學者去政府部門掛職是好事，但最好不要把學者當作官員來使用。學者職稱可能是有級別的，但其學問是沒有級別的。如果把教授確定為副司局級，掛職的通道就會變得非常小，學者就失去了很多掛職的機會，高級別政府或者低級別政府也失去了很多利用學者知識的機會；如果把教授確定為擁有特定知識的人，那么學者掛職的通道就好多了，政府也就可以系統地利用學者的知識。
摘編自《北京日報》
【于德志：醫保已經成為醫改的關鍵】于德志撰文指出，近年來，政府為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采取了加強基層服務能力、提高醫保籌資水平和報銷比例、合理分流病人、規范診療行為、加強醫療監管等一系列的具體舉措，細細分析，這些重要的醫改舉措幾乎都和醫保緊密相關聯，醫保處于核心位置。例如，針對大醫院的戰時狀態，需要推進分級診療，醫保就要區分病種，實行差異化的病種付費標準和起付線、報銷比例政策，把大醫院常見病的病種付費標準適度降低，使其回報明顯低于疑難雜癥。同時提高基層服務能力和報銷比例等，引導常見病患者在基層機構診治。這樣，反過來也會節省醫保基金。再如，遏制大處方、濫檢查、耗材多等過度醫療服務，需要推行臨床路徑管理，最重要的前提是醫保實行按病種付費。一些地方醫改實踐取得成效，其三保合一、全力配合與支持醫改，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于醫院來講，醫保資金已經占其收入的60%~70%，患者個人自付部分也完全受醫保支配，可以說醫保不僅調控著醫院醫療服務行為，也調控著患者的就醫行為。醫保的經濟杠桿作用已遠大于各種行政措施的作用。從國際經驗看，發達國家醫改主要是通過調整醫保報銷范圍、支付方式等政策，來推動醫療服務、醫藥市場改革。極少通過行政手段直接干預醫院的微觀管理行為和醫務人員的臨床技術服務行為。
摘編自《學習時報》
【陳劍：創新實現從跟隨者向引領者的轉變須圍繞“人”來做】
陳劍撰文指出，在創新方面真正實現從跟隨者向引領者轉變，還必須圍繞“人”來做工作，培育濃厚的創新文化，形成源源不絕的創新思想。創新文化既包括與創新有關的價值觀、態度、信念等觀念層面的文化，也包括有助于創新的制度、規范等制度層面的文化。培育觀念層面的創新文化，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處理好中華傳統文化與創新文化的關系。現代社會需要的創新文化包括以創新為榮的價值觀、理性的批判精神、開放協作的競爭觀、不畏失敗的進取意識和允許失敗的寬容精神等。我們應大力弘揚有利于激發創新的優秀傳統文化，努力改造不合時宜的抑制創新的傳統文化，加快培育適合我國國情的現代創新文化，讓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才脫穎而出，使創新火花匯聚成創新火炬。培育制度層面的創新文化，關鍵是讓制度建設與創新實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應通過制度建設加快形成有利于創新的市場環境和體制機制，為創新活動提供切實保障，讓創新人才和創新成果得到應有的重視、發揮應有的價值，在全社會形成創新示范效應。有了創新文化的滋養，我國才能在創新方面實現從跟隨者向引領者的轉變，從而加速實現我國發展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
摘編自《人民日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