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城市管理系　李順成

　　在西歐，緊湊城市被視為有效節約城市土地資源、促進城市和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近年來，我國政府對城市土地的節約集約利用也予以高度重視。在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要樹立“緊湊城市”理念，指出要科學規劃城市空間布局，實現緊湊集約、高效綠色發展。這充分表明，我國土地利用政策的核心正由原來粗放型向集約型方向轉變，城市化建設由蔓延式擴張向緊湊式發展轉變。

　　集中還是分散：

　　關于城市形態的大討論

　　從我國城市化發展現實來看，與西歐國家的情況有所不同。一方面，我國正處于產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重要階段，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城市人口的急劇增加直接導致城市面積以“攤大餅”方式向四周無序蔓延，對城市和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我國國土面積廣闊，不同地區之間在自然地理環境、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差異較大，這決定了不同城市在城市化發展進程中面臨的問題、任務各不相同。因此，探求符合我國城市和區域發展實際的空間結構模式和發展路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要對這一問題作出解答，有必要對城市形態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

　　緊湊城市的理念是在歷史中不斷反思、不斷實踐形成的。長期以來，國外規劃界關于城市形態的爭論總結起來就是“集中”還是“分散”的分歧。這一爭論貫穿于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進程之中。分散主義的出現絕非偶然，正如英國著名城市規劃理論學家霍爾所言，20世紀的規劃史反映了人們對19世紀城市所面臨的糟糕境況的不滿。這種不滿直接促使人們思考向城市以外的郊區轉移，并造就了分散派的出現。從霍華德的“田園城市”到賴特的“廣畝城市”，再到沙里寧的“有機疏散”理論，完整反映了分散派陣營“理想構思—極端實踐—回歸現實”的歷史發展路徑。

　　如果說分散主義規劃思潮的出現是工業革命后城市化現象所帶來的必然結果，那么集中主義規劃思潮則是對當時出現的“郊區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現象的一種集體反思。集中派的反擊最早出現在極端分散思想盛行的20世紀30年代，集中論的先驅者勒·柯布西耶提出通過提高城市密度解決城市問題的新途徑，其思想在后來的城市規劃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與體現。由勒·柯布西耶開始，集中主義規劃思潮蓬勃發展。首先是學者奈恩發出了反對“城鄉一體化”的聲音，并對分散派提出的低密度化主張進行了極力批判。奈恩之后，簡·雅各布接過了“反擊”重任，成為20世紀60年代集中派陣營的代言人。作為一名女性，簡·雅各布在關注城市密度的同時，更在意城市所散發出來的那種生命力和豐富性所帶來的魅力。正如她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中所說的，正是密度造就了城市的多樣性，也正是這種多樣性創造了像紐約那樣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由此，她提出促進城市功能混合發展和“城市多樣性”的規劃主張。簡·雅各布的思想直接影響了“緊湊城市”理念的產生和發展。

　　隨著集中派陣營的壯大及其思想理論的不斷成熟，上世紀70年代，丹齊克和薩蒂在對集中主義規劃思潮進行總結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緊湊城市”的規劃理念，主張通過合理化的城市空間布局促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為解決城市無序蔓延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維方式。在1990年發表的《綠色報告書》中，歐盟委員會將緊湊城市視為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理念和有效途徑，并明確指出通過高密度、混合土地利用等緊湊式的城市空間規劃理念，按照分散再集中的原則實行多中心模式的城市空間結構戰略。

　　從整個現代城市規劃思想史的脈絡來看，“緊湊城市”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是過去舊式“分散論”和“集中論”的一種折中立場的體現。從分散論那里，既可以吸納有關衛星城規劃和建設的思想構思，還可以通過對自發的分散過程進行有效調控以有利于促進早期“溫和派”分散論者們所期待的環保社區的出現，并提高市民生活的舒適度。相對于分散論而言，“緊湊城市”從集中論那里汲取的思想更多一些，如遏制城市蔓延的政策、城市更新與再生政策等等。由此，如何實現“集中”與“分散”的最優化組合，是貫穿于緊湊城市理念發展最重要的主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