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全球經濟治理、城鄉公共文化服務、街區制改革、校園暴力、世界史研究“中國學派”、科創主體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隆國強：全球經濟治理面臨的新挑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指出，從全球來看，全球的經濟治理是處在一個變革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確定的全球秩序持續了70年，總體上保障了世界的和平與繁榮。時至今日，這個秩序暴露出了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代表性不足。就是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全球這個大格局中地位大幅度上升，但是它的利益、它的投票權在現有的國際格局中沒有得到相應的提升；第二，公平性不夠，這一規則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比較多地體現了發達國家的利益，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相對來說體現得不夠；第三，當前的經濟治理不能充分適應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的新要求；第四，全球經濟治理機制防范和應對金融危機乏力，暴露出不足和缺陷，改革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成為共識，一些新的全球性問題呼喚新的國際經濟治理機制。
在全球經濟治理的變革期，圍繞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博弈不斷加劇。一方面，各國力爭加強在現有國際治理格局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另一方面，主要國家不斷提出新的國際治理倡議，推動建立新的國際機構與規則，比如G20正在為全球治理發揮積極作用。
摘編自《經濟日報》
【張繼濤：雙二元制是城鄉公共文化服務的歷史缺陷】湖北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張繼濤認為，我國現行的公共文化服務體制存在著“雙二元制”模式：城市和鄉村公共文化發展嚴重失衡，代差明顯；文化與教育若即若離，各自為政。
從文化事業角度看，政府在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投放上，幾十年來一直沿襲著重城市、輕鄉村的一攬子政策，絕大部分文化資源如圖書館、博物館、青少年宮、公園以及文化人才等集中于縣級以上的城市。在廣袤的農村地區，真正用于改善農村社區基礎文化設施和文化人才隊伍建設的政府投入極度匱乏。從廣義的文化視角看，公共文化服務涵蓋了教育，教育是文化傳承與發展最重要的手段。在功能主義的影響下，高度復合的文化事業隨著政府機構的科層化被割裂成教育與文化兩個相互獨立的系統，這種二元結構不僅降低了公共文化服務的效能，而且還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例如，我國絕大多數公立學校的圖書館、體育場館等公共設施始終封閉運行，未能按政府要求擔負起服務社區居民的公共服務職能。
摘編自《中國教育報》
【王格芳：街區制改革具有精神層面意義】山東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王格芳教授指出，城市街區制改革的提出,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深遠的戰略意義。街區制改革有利于破解某些現有的城市問題，緩解日益嚴重的城市交通擁堵病，同時也有利于集約節約利用城市土地和促進服務業的發展。
此外，城市街區制改革有利于建設包容性和諧社會。封閉式小區的居民往往躲進小區自成一統,居民之間常常是面對面不認識,老死不相往來。大型社區尤其是所謂貴族社區的存在,更加劇了社會兩極分化。無數個排他性空間的存在,也抬高了社會和諧成本,埋下了社會沖突的隱患。因此,街區制還具有精神層面的意義,它有利于通過開放破除人們心中的圍墻,促進城市走向開放、包容、和諧。
摘編自《大眾日報》
【高長見：重視校園暴力行為的法治化治理問題】高長見撰文指出，為了加強對校園未成年人的保護，我們應當更加重視校園暴力行為的法治化治理問題。為此，有以下幾點應引起高度重視。
首先，嚴密人身安全保護的刑事法網。在下一步刑法修正中，應當增加必要的保護人身安全的罪名，加強對包括未成年人在內公民人身安全保護力度，以使處罰類似嚴重虐待和欺凌行為有法可依。其次，應當進一步改革收容教養制度。現在適用于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未成年人的該制度，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應當通過法治化改造使其獲得新的功能定位，核心是以適用程序的司法化取代當下的行政化審批方式，并明確執行期限和執行規范，在懲戒的同時加強教育、感化功能。再次，嚴格依法處理校園暴力行為。針對不同年齡階段的校園暴力行為人，應當采取不同的執法策略。
摘編自《學習時報》
【孟廣林：建構世界史研究“中國學派”并非是“鏡花水月”】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孟廣林指出，建構世界史領域的“中國學派”，既是當代中國日益崛起對學術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這一學科不斷成長的必然趨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并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大國角色。當代中國日益崛起的態勢，客觀上要求借鑒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經驗與教訓，觀照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狀況與訴求，處理好與歐美大國和周邊國家的國際關系。這需要深入了解域外的歷史，尤其是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歷史，形成用自己的歷史理論、方法展開世界史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同時，也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我們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成績日顯，并力圖突破歐美史學“西方中心”論的束縛。因此，建構世界史領域之“中國學派”的呼聲，越來越多地成為史學界的共識。
世界史在我國屬于新興學科，學術基礎尚欠厚實，學術積淀也較薄弱。能否在世界史研究這一領域形成“中國學派”，究竟以什么為“學派”形成的價值標準，無疑是眾所聚焦的問題，討論中也不乏質疑之聲。的確，我們的本土學術群體要探究域外歷史，在語言訓練、學術信息的掌握與文化傳統的體悟上“先天不足”，有著諸多的局限，要取得具有學術創見的成果本屬不易，要形成獨樹一幟的學術共同體那就更難。但現代學術史表明，只要持之以恒地勇于開拓，經過日積月累的學術積淀，這一理想是可以而且能夠實現的。因此，在世界史研究領域建構“中國學派”并非是“鏡花水月”，而是對中國史學界的前景昭示與境界呼喚。同時還必須在指導思想、研究旨趣、學術視野、考量尺度、探究方法等諸方面獨具一格，將國際接軌與“本土特色”有機整合起來，以一批史學名家及其高水平學術成果邁進國際史壇，在平等交流與雙向對話中獲得廣泛的學術話語權。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童世駿：企業要做好科創主體需提高普通公民的科學素養和技能】
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哲學系教授童世駿指出，企業要做好科創主體，高校不僅要提供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培養更多更好的研發人才，提供更多更好的政策建議，而且要培養更多更好的善于手腦并用的技術工人，以及更多更好的既愛科學又愛勞動的各界人士和普通公民。已經有不少研究表明，中國的產業升級、產品換代不僅依賴于科研成果水平的提高和技術專利水平的提高，而且依賴于生產工藝水平的提高和工人操作水平的提高。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40%的今天，普通勞動力的科學素養和技術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高等教育在人才供給方面的結構和質量。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科創中心建設不僅涉及直接參與相關領域工作的人員的數量和能力，而且取決于全社會有多少合格人才被吸引到這些領域當中去，有多少優秀人才愿意去創造新價值、新生活而不是安于現狀、坐享其成甚至投機取巧、不勞而獲。由此觀之，整個大學教育，都不僅與科教興國有關、與科創中心建設有關，而且與企業發揮科創中心主體作用有關。高等學校的一項根本任務，就是通過專業教育、思政教育和通識教育等各方面教育的系統努力，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以創新為首的最新發展理念，融入知識傳授和能力培養的全過程當中。
摘編自《文匯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