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學術顧問 衛興華

習近平同志去年11月份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時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出了具體部署。幾個月來，社會上出現了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種種解讀，但有些解讀并不準確，甚至存在較大偏差。只有澄清認識誤區，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完整準確地把握中央精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取得預期效果。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發揮“三駕馬車”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是對立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新的經濟術語，是黨中央的重大創新。因此，不能簡單地從西方經濟學比如從薩伊的“供給自動創造自身的需求”的觀點中尋找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源泉，因為兩者根本不搭界。薩伊是用供給創造需求、總供給會與總需求相一致這一觀點來否認資本主義會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進而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而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供給側結構與需求側結構失衡的現實形勢下采取的新的有效舉措。也不能用某些西方國家供給側改革失敗來說事。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我國經濟運行中的實際問題出發采取的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措施，有利于經濟更好發展，與其他國家不能簡單類比。

　　為了正確認識和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到中央的有關論述中尋找答案。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應當“在理論上作出創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由此可見，我國的經濟政策重點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要“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這里強調“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是指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因此，決不能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需求分離開來甚至對立起來，決不能割裂供給與需求的內在聯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為了通過調整供給結構更好地發展經濟以適應和滿足國內外市場需求，是適應和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舉措。

　　有的觀點認為，過去一直強調的發揮“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屬于需求側管理，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立的、矛盾的，因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要拋棄“三駕馬車”。其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并不矛盾。消費、投資和出口的“需求”是從發展經濟要滿足這三方面的需要來講的，其中只有消費需求是相對于供給側的需求，出口和投資則不能簡單地看作是相對于供給側的需求。

　　“三駕馬車”中的消費，主要是指國內消費需求，國內消費需求旺盛會有力地帶動經濟發展。2015年，我國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6.4%。現在和將來依然要重視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它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分離的，而是統一的。關于投資，固然存在對投資品的需求，但投資作為生產行為，是為需求提供產品，屬于供給側范疇。至于出口，是用以滿足國外的消費需求，對我國來講，是向國外供給產品，也屬于供給側范疇。因此，不能將促進“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簡單地理解成需求政策，也不能誤以為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為了取代對于“三駕馬車”的需求側管理。當前，我國仍然需要發揮消費、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從消費方面說，隨著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推進，我國幾千萬貧困人口脫貧后對日用消費品的需求將不斷擴大。應注重滿足這些需求，同時在供給結構方面適應國內消費需求結構發生變化的新形勢，生產適銷對路、質優價廉、安全方便的產品。特別是隨著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對中高端消費品的需求增加，要求增加中高端商品的多樣性供給。

　　從投資方面說，經濟發展離不開投資，我國每年仍然需要新增投資以滿足經濟發展需要。但應更加注重投資效率的提升和投資結構的優化，做到有壓有增，按照“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的方針進行投資。

　　從出口方面說，由于受國際需求疲軟的影響，我國近年來出口增速下降。應積極探索擴大出口貿易的新途徑，包括優化出口結構，提供更加適應國際市場需要的優質中高端產品；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推動我國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等等。

　　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針對促進“三駕馬車”發揮作用的需求側管理，反而恰恰是要求投資和出口作為提供產品的供給方進行適應需求變化的結構性改革，實現需求側與供給側更好契合、有機統一。因此，在實踐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包括投資結構性改革和出口結構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