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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和書記關系——校長能干事,書記保障其不出事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校長和書記關系、保障公民財產權、提高教育質量、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價值觀與“四個全面”、媒體融合發展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柯炳生:校長和書記關系——校長能干事,書記保障其不出事】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認為,校長的關鍵職責是抓好目標、要素和措施,目標即學校發展的方向和定位,要素主要指教師和學生資源,措施指制度的制定和實施。校長要招到好老師,把他們用好;招到好學生,把他們教好;找到更多的錢,把錢花好。校長的個性要體現在個人權威與集體民主的平衡之中,校長能干事,書記保障其不出事;校長“踩油門”,書記“踩剎車”。大學管理的基本原則是依法治校,溝通很重要,規章制定前要廣泛聽取意見,制定后要嚴格執行;溝通包括書記校長之間、黨政部門之間、行政部門與院系之間、校長與師生之間等等。

  摘編自《人民日報》

  【王利明:保障公民財產權是最大的民生】

  王利明撰文指出,溫州“20年住宅用地期限到期”事件,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也引起了對《物權法》第149條關于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自動續期規則的爭論。在《物權法》起草過程中的討論中,關于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后應當自動續期問題,大家意見比較一致,沒有太大分歧。所謂自動續期,是指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續期不需要報政府部門批準,也不需要當事人提出申請,就可以自動延長。

  《物權法》第149條本來是為保護老百姓財產權而設,收費過高會使立法效果大打折扣。房屋是每個公民的基本財產,對于絕大多數公民來說,公民的房屋也是公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其居住的房屋可能是其終身的積蓄,保護公民的房屋所有權就是保護公民的基本財產權、居住權和基本人權。什么是“民生”?最大的民生就是公民的財產權問題。公民的財產權問題解決不好,就不可能真正解決好民生問題。老百姓購買商品房之后,取得了無期限的房屋所有權,但由于其只享有一定年限的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限屆滿以后,如果建設用地使用權連同地上建筑物一同返還給國家,則買受人的房屋所有權將不能得到有效保護。《物權法》第149條的立法目的就是為了保護老百姓的居住權、財產權,因此,全國人大制定相關規定或者授權國務院制定相關規定時,即便規定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續期需要收費,也不應當收費過高。如果把續期收費的標準制定得過高,甚至與土地使用權出讓費等同,老百姓可能交不起續期費用,這相當于變相剝奪了老百姓的財產權,顯然違背了《物權法》保護公民財產權的立法目的。

  摘編自《學習時報》

  【瞿振元:提高教育質量需要持續提升辦學核心要素的品質】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教授瞿振元強調,辦學條件是提高教育質量的保障。世紀之交,經過大改革、大建設、大發展,我國高校的基本辦學條件特別是教學設施建設和儀器裝備條件得到了改善。近年來,辦學條件建設的重心已經逐步轉向補足和提升辦學核心要素的數量和質量上。這些核心要素包括教師隊伍的數量、結構與質量、實驗實訓基地建設、課程與教材建設等。這需要確立以人為本的教育發展觀,需要政府的持續投入和以教師發展為中心的政策支持,需要高校樹立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教育發展觀,注重內涵發展,把教育資源配置和學校工作重點集中到持續提升辦學核心要素,強化教學環節、提高教育質量上來。當前,尤其要抓住教師隊伍特別是青年教師隊伍建設這個關鍵,加大培養力度,使教師隊伍的職業能力和師德素養有一個整體性提升,為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夯實基礎。

  摘編自《光明日報》

  【黃群慧:實質推進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認為,“十三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的關鍵是實質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步形成工業強國建設的有效機制,加快實現工業增長新舊動力轉換,再造工業發展的新生態系統。第一,2015年工業運行呈現出增速加快下行、結構明顯分化的特征,這使得“十三五”時期實質性推進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加急迫和必要。第二,從企業層面推進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三五”關鍵任務是處置“僵尸企業”、降低實體企業成本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企業創新發展環境。第三,從產業層面推進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三五”關鍵任務是化解產能過剩和積極推進《中國制造2025》戰略,實現工業經濟增長動能轉換。第四,從區域層面推進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三五”關鍵任務是通過實施新區域發展戰略優化區域工業資源配置,拓展工業發展空間。

  摘編自《經濟日報》

  【吳潛濤: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實施“四個全面”戰略的內在要求】

  清華大學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吳潛濤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針對新形勢下的機遇、挑戰和歷史任務,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這“四個全面”的重大戰略布局,為新形勢下深化改革、整體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協調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緊密聯系在一起,是“四個全面”戰略實施的內在要求。能夠成為凝聚方方面面力量的精神紐帶,發揮其強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引導力,在全社會形成巨大的價值共識和思想共鳴,凝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正能量;能夠確保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確方向,為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價值標準;能夠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價值力量支撐,營造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良好思想道德環境;能夠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思想保障,不斷夯實黨員干部廉潔從政的思想道德基礎,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

  摘編自《中國教育報》

  【查顯友、丁守海: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簡單照搬西方理論】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查顯友、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丁守海強調,自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之后,一些學者迅速從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尋求中國改革的端倪,這種訴求初衷可能是好的,但西方的實際情況與中國卻相差甚遠,絕不能簡單照搬。西方供給學派的核心邏輯就是自由市場主義,這不適合我國的國情。今天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與當年西方不同,照搬照套無益于問題解決。

  當然,如果非要將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進行比較,那么,就應當立足于產業升級中所面臨發達國家的競爭,以及中國缺乏競爭規則的主導權等議題。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我國與發達國家的互補性越來越少,可替代性越來越強,我們的競爭對象主要從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競爭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競爭的規則不同了,但規則的主導權不在我們手中。比如,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正試圖通過對經濟運行過程中重要規則的修訂,來削弱我國的競爭力,如通過碳排放、知識產權協定、基于福利成本的全球勞動協議等進一步打壓中國在環境、勞動力等方面的成本優勢。總之,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經濟理論和發展模式,而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發展成果,結合國情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摘編自《紅旗文稿》

  【丁暉:媒體融合發展重在培養創意型人才】

  海南省文化廣電出版體育廳黨組書記、廳長丁暉撰文表示,媒體融合發展需要遵循習近平同志關于新聞輿論工作隊伍建設的要求,緊緊抓住“人”這個關鍵要素。當前,隨著媒體融合程度的加深和媒體形態的多元化發展,人才缺乏成為媒體融合發展的一個瓶頸,培養勇于突破常規的創意型人才已是當務之急,打造勇于打破常態的“全媒型”團隊已是刻不容緩。“全媒型”團隊應保持思想的敏銳性和開放度,深刻把握桌面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社交媒體、電子屏等的發展脈動,積極吸納先進傳播理念、輿論引領理念,善于提供有思想深度、有獨到見地的內容,在分眾化、差異化傳播中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新聞信息需求。

  摘編自《人民日報》

  (光明網記者 蔣正翔整理)

校長和書記關系——校長能干事,書記保障其不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