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勞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要素生產率、食品安全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陸銘：大城市應該發揮吸納低技能勞動力就業的作用】
復旦大學發展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陸銘表示, 在美國的研究發現，每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就業可以帶動5個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其中，2個是相對高端的服務業（比如醫生和律師），而另3個則集中在消費型的服務業（如售貨員和餐館服務員）。換句話說，高、低技能的勞動力的比例大致就是1∶1的關系。相比之下，制造業對于就業的帶動力相對較弱，一個制造業就業崗位的增加大約帶動1.6個本地服務業的就業。相比之下，除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人口密集之外，中國的大城市未能像美國的大城市那樣發揮吸納低技能勞動力就業的作用。在美國，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相比，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的比重都比較高，而中間技能的勞動力比重較低。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上文所說的高、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的互補性，高技能勞動者集聚在大城市后，既在生產里需要清潔工，同時也在生活里面需要家政服務員。但中等技能這部分的勞動者，“高不成低不就”，既難以跟高技能勞動者競爭，又不愿意做低技能勞動者做的服務工作，這些人相對來說不愿意到紐約這樣的大城市去。這就是市場經濟下出現的情況。
摘編自《北京日報》
【胡鞍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時期發展主線的“牛鼻子”】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教授胡鞍鋼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十三五”規劃綱要第五章“發展主線”指出：“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供給能力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供給側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意義，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不斷探索、深化認識的過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引領經濟新常態的必然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助力需求側結構調整的必然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必然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必然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然要求。
摘編自《湖北日報》
【齊凱君、梁麗輝:側供給改革要形成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機制】燕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齊凱君，河北金融學院社會科學教學部梁麗輝撰文指出，城鎮化是人口和生產要素在不同行業、區域分布結構優化的過程，離不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助推。這一過程的順利推進，需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全面釋放經濟社會活力。城鎮化是工業化聚集效應的必然結果，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應遵循規律、因勢利導，既不能人為抑制、行政主導，也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長。推進新型城鎮化，政府應恪守權力邊界，摒棄功利的實用主義做法。當前，既不能單純把城鎮化作為應對經濟下行的靈丹妙藥，更不能把農民工視作激活房地產市場的“接盤俠”，強迫農民進城上樓，而應尊重市場規律，尊重農民擇善而從的自主權，提供足夠的發展機會和社會保障，保證農民工“進得來”“融得進”“住得下”“過得好”。可以在基礎設施、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務領域實行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PPP模式，調動全社會的資源和力量，形成農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減輕地方政府財政壓力。這就要求地方政府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形成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新型城鎮化機制，促進城鄉之間土地、資金、勞動力要素流動，促進資源優化配置。
摘編自《人民日報》
【羅慶朗：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源】羅慶朗表示，當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人口紅利為基礎的高投資、高出口拉動型的發展模式面臨巨大挑戰，供給端不足以支撐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第一，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給狀況發生根本性變化。第二，工業化進程已進入中后期階段，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釋放出的增長潛力已基本耗盡。第三，要素紅利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接近消耗殆盡。此外，要素驅動模式也帶來自然資源的大量耗費和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
分解GDP的增長，主要有資本的貢獻、勞動的貢獻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縱觀1980—2010期間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情況，勞動和資本對增長的貢獻大約在60%左右，而全要素生產率對增長的貢獻在40%左右。從這三個因素看，靠資本投資難以為繼，因為沒有一個國家長期用資本投資支持經濟增長；同時，我國新的勞動力供給面臨瓶頸，全要素生產率將成為新常態下可持續的增長動力。新常態下，我國經濟要完成增長動力的轉換，從投資驅動、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如果我們不能著力優化產業結構和提升發展質量，經濟就可能失速乃至停滯，并且極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我國經濟迫切需要形成全要素生產率的支撐作用，從而對沖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的下行影響，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
摘編自《學習時報》
【胡穎廉：食品安全要把握創新、綠色、共享三大理念】國家行政學院胡穎廉指出，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中，創新、綠色和共享與食品安全關聯密切。第一，要用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提升監管效能。創新監管職能，改變食藥監管部門將大量精力用于行政許可的狀況，通過簡政放權增加事中事后監管的人力物力資源。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型監管手段建立食品安全立體防控體系，以智慧監管提升監管效能。第二，將食品安全嵌入生態文明建設。應建立分類治理機制：農業大省和糧食主產區經濟發展水平偏低，要科學評估和盡量減少工業化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影響；發達地區尤其是大城市以輸入型食品安全風險為主，可探索輸出地食品安全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其他地區應協調好三次產業間關系，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第三，把食品安全作為基本公共服務向全民提供。應科學設置考核指標和問責情形，引導地方政府從被動應對食品安全事件的底線思維，升級為主動增進健康福祉的上限思維。關鍵是讓政府認識到食品安全工作是“會出彩”的事，能夠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并帶來巨大社會效益。
摘編自《光明日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