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關浩淳（華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研究員）

　　現代意義上城市社會實證研究的誕生，可追溯至20世紀初期的“芝加哥學派”。隨著社會學等學科在近代中國創立，尤其改革開放后學科快速成長和城市化經驗材料催化，中國城市社會研究逐漸得到發展。整體來看，目前中國城市社會研究思路、趨向與三個理論傳統有關，這些理論傳統的形成和傳入以及對研究帶來的影響，值得研究者反思。

　　第一，“現代化理論傳統”。“現代化理論”是一段時期國內外普遍流行、影響深遠的理論范式，至今仍在中國城市社會研究中廣泛運用。“現代化理論”源于19世紀西方關于社會經濟變遷的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影響日深，并擴展到其他領域。“現代化理論”并非某個單一學科理論，而是不同領域學者關于現代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理論的集合，涉及從經濟增長、政治變遷、社會心理等不同方面，解釋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理論體系，涵蓋“結構—功能主義”等六大分支和流派，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國內學者引介運用。

　　受該理論影響，改革開放后我國城市社會研究從重慶、上海、天津起步，并擴展到其他不同區域城市。部分學者借鑒“結構—功能主義”思路，將中國城市劃分為行政中心、工礦業、沿海沿江、資源交通等不同類型，研究它們從傳統向近代的轉變軌跡，分析其結構、規模、功能、發展動力等，總結影響城市轉型重要因素。也有學者借鑒“系統學派”做法，將城市社會視為復雜綜合系統，號召研究城市內部的經濟、人口、社會、文化等，并擴展到沿海、內地等不同區域城市，乃至其內部不同分工、貿易聯系、城鄉關系、社會分層與流動等。

　　與之同時，受芝加哥學派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等國外主要研究思潮的影響，中國城市社會研究眼光不斷向下，深入城市底層和社會細部，研究經濟和商業運作、居民日常生活、行業組織、民間社團、社會群體、交通與技術等，關注對象和內容愈加細化、研究題目越來越小，微觀轉向趨勢十分顯著，局限性也為更多人察覺。具言之，“現代化理論”隱含的發展論、進化論的單向內在邏輯，傳統與現代的簡單二元解釋框架等，不僅失之單一化、簡單化、片面化，也容易造成重復性、碎片化研究。對相關理論的使用，雖有利于增強解釋力和說服力，但不經分析思考的簡單套用，亦有食洋不化、學術炒作之嫌。不僅如此，因適用理論而削足適履，也會有意無意地遮蔽其他有價值內容。

　　第二，“區域比較理論傳統”。比較研究是許多學科廣泛運用的重要方法。作為一種分析理論，有學者認為區域比較理論的產生、廣泛運用與經濟學“區位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密切關聯。然而，廣泛運用于中國城市社會研究的區域比較理論，主要基于區域經濟學發展理論、關系理論、運行理論以及社會學的類型比較。作為一種研究路徑，區域比較理論包括區域內比較、跨區域比較（指不同區域內的對象比較）、區域間比較（以區域為整體進行比較）三類。

　　具體到中國城市社會研究，區域比較涉及國外與中國的跨國比較，國內不同區域、類型城市社區乃至城鄉社區的比較，尤以不同國家、區域類型城市在產生發展轉型等方面最為矚目。目前，城市間社會比較研究有兩大類：一種為單體城市比較。除部分基于單體同類型城市，如將國內的上海、廣州等與國外的橫濱、新加坡等比較外，也有部分基于全球視野的中外城市發展比較。另一種是不同區域城市比較，主要對不同城市發展做對比研究，分析不同區域城市發展潛力、特點、文化，涉及國內不同區域城市如北京、西安、南京、上海、廣州等與香港、臺北的比較，國內超大城市北京與上海的對比，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珠江流域等區域間城市比較、國內外城市群對比等。此外，城鄉社會比較也成果頗豐，不同時段、不同區域，涉及城鄉貿易和經濟聯系、城鄉身份轉變和認同等多維度內容。中國城市、城鄉社會比較研究，主要是對單體城市研究日益出現的碎化現象的糾偏補弊，是探索城市發展規律等早期目標的客觀發展結果，反映出城市社會研究者從宏觀方面推動學術發展的嘗試。然而，“區域比較理論”中許多概念缺乏明確區分，內涵與外延較為模糊，加之對通則性與具體性的強調不夠，容易造成比較對象泛化，尤其強行將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城市作簡單對比分析，不免牽強，并且會導致區域比較方法在實踐運用中缺乏強勁動力，影響也難以擴展持久。

　　第三，“空間分析理論傳統”。“空間分析理論”是基于地理學等學科形成、發展的理論，涉及空間概念、結構、特征等基本問題。城市是特殊地理空間，城市社會研究不可避免會運用到地理學知識和空間分析理論，這不僅體現在當下中外學者對中國城市社會研究上，即使早些時期，也已有學者結合地理學和歷史學對我國個別城市做整體研究。整體而言，中國城市社會研究關注和運用較多的空間理論，主要有德國學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空間網絡理論、景觀空間理論等。“中心地”“城市網絡”理論被施堅雅等學者引入中國城市社會研究后，在學界引發經久不息的討論。景觀理論也是一經引介，學者爭相運用，尤其在城市經貿、城鄉關系、區域城市發展、社會文化等領域較為流行。

　　近年來，隨著地理學等學科發展，尤其與其他學科交互影響，加之現代遙感、測繪等技術運用，城市社會研究對空間分析理論的利用出現一些新特點。其一，受哈貝馬斯“公共空間”、列斐伏爾“社會—空間”理論，以及福柯對權力與空間解釋等的影響出現的哲學化分析解釋傾向，主要反映在城市意象、城市歷史記憶，以及城市公共空間如道路、街頭、公園、茶館、紀念性和地標性建筑等研究中，更加關注空間生產的過程、表現形式等，更重視對空間背后權力運作的分析揭示。其二，城市規劃設計、建筑工程等學科理念作用下，中國城市社會研究的地學化趨勢。受埃比尼澤·霍華德“田園城市”理論、劉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理論、吳良鏞“人居環境”理論等影響，學者對城市景觀、城市規劃和布局、人居環境、城市生態等內容更加關注，研究興趣不斷增加。其三，對現代信息系統和空間分析技術的運用產生的技術化路徑。該做法因符合社會人文學科科學化的思路而被提倡，并將遙感、GIS等軟件和系統運用到中國城市社會研究，具體反映在地圖制作、數據統計分析和數據庫建設等方面。

　　可以說，“空間分析理論”推動城市研究走向更加深入，分析解釋更加科學、更具說服力。然而，在給研究者帶來新啟迪的同時，其脫實就虛的“哲學化”和“技術化”傾向也需要警惕。具言之，建立在數據庫和新技術運用基礎上的城市社會研究，雖然給人以耳目一新的創新印象，但倘若缺乏人文關懷和現實意義的內在驅動，一味追求數理邏輯的推導演繹、新模式模型的構建、純粹技術的運用，最終不僅造成學者迷失在各種數據、技術中，而且還可能導致學術研究的偏狹、學術興趣的減少、學科發展動力的枯竭。

　　綜言之，幾十年來，在上述幾種理論傳統的影響推動下，中國城市社會研究取得長足發展，對象和范圍不斷擴大、內容日益深入、方法更加豐富多元，互有得失。另一方面，理論傳統對中國城市研究的制約也值得反思。我們要基于回應中國城市發展現實問題的宗旨，闡釋理論傳統的發展影響，反思其解釋困境和存在問題，為未來研究擺脫既有局限，朝著更加開放、立體、健康的方向發展提供啟示，為構建中國城市社會研究的理論和話語體系添磚加瓦。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新中國成立初期西藏城市發展與邊疆社會治理研究”（20CZS06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