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鐘宗炬（西南交通大學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研究中心研究員）

　　全球風險社會背景下，生產力呈指數式增長，使得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前所未知的程度，這對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提出巨大的挑戰，需要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中國政府歷來重視該項工作，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由于風險之間可相互轉化，各類重大風險都可能演變為重大社會風險，進而演變為重大政治風險，乃至重大國家安全風險。因此，防范化解重大社會風險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優先議題。這就要求我們，既要完善社會風險治理的機制，同時也要優化治理工具，從而更加有效地提高治理的精準性、科學性和專業性。

　　探索實現機制

　　在風險社會中，不明的和無法預料的后果成為社會的主宰力量。質言之，風險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最主要的推動力。貝克指出，現代社會的風險是一種“被制造出來的風險”，風險源于人們的重大決策。從這一視角審視，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工程項目等決策的實施或多或少地潛藏著社會風險。21世紀初期，以“鄰避”項目為代表的重大投資建設工程、國企改制等頻繁遭遇“決策一出臺問題跟著來”、部分地方官員“參加完開工典禮馬上參加突發事件應急處置”等困境頻發。在此背景下，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應運而生，并成為中國推動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預防轉型，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的政策工具之一。

　　相關統計顯示，黨的十八大以來，多個部委、?。ㄗ灾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制定了基本的評估制度、管理評價規定和實施辦法。大多數?。ㄗ灾螀^、直轄市）培育并發展了第三方社會評估機構，且數量增長較快。截至2020年9月，全國有超過8000家第三方社會評估機構涉及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業務。從實施效果來看，大量因決策而引發的社會矛盾與沖突被化解在源頭階段。尤其是2016年以來，對“十三五”規劃重大戰略任務和165項重大工程項目實施評估后，在各方面風險挑戰增大的環境中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效果全面落地見效。與此同時，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制度建設仍處于起步階段，短板弱項較多，專業化程度不高，如部分決策項目在評估過程中存在方法使用不夠規范、評估結論不夠科學客觀等，還不能完全適應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調查發現，在產生上述現象的若干因素中，有兩個方面表現尤為突出，亟須加以重視。

　　一是從業人員專業素養相對不足。筆者以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發展相對成熟的江蘇為例進行分析，統計顯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全省500余家第三方社會評估機構共計3200余名從業人員中，所學專業以理、工、農學類為主（占比為59.07%），經濟管理類其次（占比為20.18%），而土地及房產評估類（占比為7.32%）、文學與教育類（占比為5.16%），以及與“穩評”相關的法學大類（包括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占比為5.08%）、公共管理類（占比為3.19%）等相對較少。此外，評估人員多屬于“半路出家”，即從可行性研究、環境影響評價、安全風險評估、房地產評估等客觀風險領域轉入，社會風險評估相關專業知識、理論儲備和技能訓練不夠。由于社會風險呈現出明顯的復雜性、建構性等特征，評估人員難以簡單套用上述客觀風險評估的思維與方法加以測量、判斷。

　　二是缺乏統一、完善的全國性技術標準作為規范和指引。地區之間、部門之間、評審專家以及評估機構之間，均存在評估要求、尺度和側重點不一致的問題，進而出現“地區式評估”“部門式評估”等現象，不利于經驗的總結、提煉以及方法的改進和推廣。

　　規范化發展

　　有專家解釋，公共政策是由目標和工具兩個基本要素構成的復雜組合。其中，目標是政策行動者決定的戰略對象，工具則是實現政策目標的具體方法。如果按照這一思路來分析，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領域主要以宏觀層面的“辦法”“指導意見”等目標性制度為主，而在操作層面的工具性制度供給則相對不足，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的科學化、專業化發展。近年來，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區，以及部分行業協會、專業學會開始積極探索制定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的技術標準或操作指南，積累了相應的經驗。如某省政府有關部門、行業協會、高校和科研機構與第三方評估機構參與，通過走訪調研、實證分析等途徑，制定了《工程類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規范》等四項團體標準和地方標準《第三方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技術規范》，對評估實踐工作發揮了積極的引導作用。但是，這些區域性技術標準的運用覆蓋范圍相對有限，往往僅在轄區內被認可。與此同時，現有技術標準的質量參差不齊，綜合類技術標準居多而具體領域的標準較少，且部分技術標準的科學性和操作性有待進一步提高。

　　從歐美國家社會影響評價發展，以及國內安全風險評估、環境影響評價等實踐來看，技術標準對風險評估的科學化、專業化發展尤為關鍵。與此同時，2021年，中辦、國辦聯合下發《關于加強新形勢下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建設的意見》指出，以專業化、科學化等為主攻方向，進一步完善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機制，為防范和有效應對重大社會風險，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提供保障。為此，可借鑒《國際社會影響評價原則與指南》《社會影響評價指南和原則》等國際標準，并在現有團體標準、地方技術標準基礎之上，完善并制定全國統一的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技術標準，推動風險識別與風險治理的科學化、精準化、專業化發展，提升社會治理效能。具體來看，可從以下四方面著手。

　　一是健全技術標準管理制度。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關于進一步加強行業標準管理的指導意見》等相關法律法規、政策文件的要求，圍繞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技術標準的立項、起草、意見征求、審查、批準發布、修訂、退出，以及日常管理等做出明確的規定，建立技術標準規范化管理的長效機制。同時，加強技術標準的統籌規劃和評估分析，減少低水平、簡單的重復建設。

　　二是組建技術標準委員會。國際風險治理協會認為，風險治理涉及政府、專家、企業、公眾等多個行動主體，并依賴于這些主體之間的合作。因此，可由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業務主管部門牽頭，其他政府職能部門、專業學會、行業協會、高校及科研機構、第三方社會評估機構等多方優勢力量參與，組建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技術標準的專家委員會和工作委員會，并強化培訓與管理，為高質量的技術標準編制提供專業人才隊伍保障。

　　三是強化調研與分析論證?？茖W性、代表性和操作性是技術標準的生命力。任何一項評估結論若想要經得起推敲，就必須進行元評估（Meta-Evaluation），即評估的評估（The Evaluation of Evaluation）。因此，在制定技術標準之前，需要對大樣本評估項目和典型評估案例進行元評估，識別其中存在的共性問題與一般性特征。同時，廣泛開展調查和召開研討會，充分聽取多方利益相關者群體的訴求與建議，并結合社會調查、風險溝通等相關理論與知識，對評估技術標準中相關指標及其參數值的選取反復進行科學論證、模擬推演和試驗校對。

　　四是分類制定評估技術標準。重大決策社會風險涵蓋多種類別，既有制度學派所認為的現實風險，也有文化學派所認為的建構風險。不同類別風險的特征、性質、生成和演化機理存在明顯的差異。為此，可根據風險的主要類型，分別制定與之相對應、具體領域的技術標準，并就風險調查、風險分析、風險等級判定、報告編制撰寫等全流程做出詳細的規定。

　　總之，我們應不斷深化改革、加強創新，快速完善風險治理體系，更好地應對多元風險耦合疊加的新局面，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安全保障。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提升我國應急管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水平研究”（20&ZD16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