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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麗霞:改革要從“政策推動”到“法律引領”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改革與法治、改革的經驗教訓、歐洲的“和平紅利”、內陸地區擴大開放的戰略選擇、反腐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封麗霞:改革要從“政策推動”到“法律引領”】

  封麗霞在《學習時報》撰文指出,改革與法治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都將是中國社會的常態主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歷史時期,改革的全面深化需要法治建設的全面推進。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必然伴隨著法治中國建設的深入進行。改革為法治發展注入了動力、指引了路徑,法治又為改革提供了依據和制度保障。實踐當中,改革的任務常常就是法治的任務,改革的難點通常也是法治的難點。

  長期以來,我國常常是以政策而非法律來推動改革的進程。很多重大的改革往往是在沒有憲法法律依據甚至是在“良性違憲”或“良性違法”的情況下進行的。這種政策推動型改革在法治基礎貧乏、法律體系尚不完備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有其合理性。它能夠以政策的靈活性、見效快、針對性強等特點及時回應改革事業的各項要求。但是,毋庸置疑,政策推動型改革容易蛻變為主要依據領導人的個人意志來推動改革。改革的進程也主要仰仗于領導人的個人智慧及其對特定改革事項的關注程度,改革的目標實現必然也充滿了各種隨機性和不確定性。這也是造成一些地方的改革“新官不理舊賬”“人走政息”,改革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的重要原因。

  現實當中,通過政策來推動改革也造成了政策與法律、改革與法治關系的扭曲與錯位。在政策推動型改革模式之下,人們逐漸形成了重政策、輕法治的觀念,而且強化了參與改革實踐的政治精英的人治意識,造就了許多改革者“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輕視法治的機會主義。由此,也就造成了全社會的規則意識欠缺、法治意識淡薄。可以說,不論是改革的受益者還是被邊緣化者,不管是改革者還是被改革者,多由于自身經歷和社會經驗缺少對法律的敬畏,缺乏對法治權威的足夠尊重。

  摘編自《學習時報》

  【高凱、趙鵬璞:成功改革須剛柔并濟、循序漸進,失敗改革往往急于求成】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高凱、趙鵬璞認為,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改革和變法是永恒的時代主題。改革與革命不同,革命的方式是自下而上,而改革則是自上而下。改革是統治者順應時代潮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內,主動調整生產關系中舊的不合理的部分以適應新的客觀情況。這就決定了真正的改革者,必須是國家權杖的真正持有者,改革方能成功。在最高統治者真心改革的基礎上,執行力成了另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凡屬成功的改革,無一不是君主廣納人才、與賢臣群體齊心協力的結果。

  改革雖不是革命,但打破的不僅僅是形式上的藩籬,更重要的是切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鏈條,動搖其經濟基礎,因而必然會有劇烈的社會反作用,殘酷時也會以血為代價。縱觀歷代改革,無論成敗,幾乎均涉及打擊豪強、利益調整。但根本的區別在于,成功的改革,無一不是剛中帶柔、剛柔并濟、謀定后動、循序漸進的。與此相反,失敗的改革,既有過于集中推出大量改革措施而急于求成的問題,同時其許多措施又堪稱無厘頭。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波蘭防長:歐洲“和平紅利”結束了 】

  波蘭國防部長謝莫尼亞克稱,歐洲的“和平紅利已經完結了,而且是以一種非常劇烈的、突然的方式”。這種“和平紅利”,指的是冷戰結束后西方認為歐洲迎來了持久的和平年代。但烏克蘭危機讓歐洲如夢初醒,擔心俄羅斯的進犯已經成了波蘭老百姓日常談話的一部分。西方應該重新考慮1997年北約與俄羅斯簽下的《關于相互關系、合作與安全的基本文件》(在該文件中,西方申明不會在中歐派遣戰斗部隊)。謝莫尼亞克呼吁北約要在今年9月在英國召開的峰會中拿出主意,需要做出決策,要如何回應目前歐洲面臨的實實在在的威脅。

  摘編自財新網

  【黃奇帆:內陸地區擴大開放的戰略選擇】

  重慶市委副書記,重慶市人民政府市長、黨組書記黃奇帆撰文指出,在深刻認識、把握開放規律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擴大內陸開放”。“大通道”、“大通關”、“大平臺”、“開放的產業大集群”、“投資便利化大環境”是擴大內陸開放的標志和方向。新時期擴大內陸開放,應從如下方面著力:開辟新的國際大通道,創造內陸開放的區位條件新優勢;創新大通關制度,促進內陸對外貿易便利化;優化內陸保稅(港)區功能,搭建服務內陸開放的大平臺;創新加工貿易模式,構建內陸開放型產業大集群;放寬準入門檻,打造外資投資便利化的大環境。

  摘編自《改革》

  【喬新生:反腐敗運動是既得利益集團吐故納新的自我革命】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喬新生撰文指出,當今中國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執政者掀起的反腐敗浪潮之中。這場反腐敗運動不僅僅是既得利益集團吐故納新的自我革命,同時也是中國公民思想觀念轉變的分水嶺。如果執政者順時而動,順應時代的潮流,借助于反腐敗所激發的強大社會熱情,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積極推動協商民主向選舉民主過渡,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那么,中國的政治清明指日可待。同時,執政者應當意識到中國反腐敗的嚴峻性,應當充分做好準備,警惕腐敗集團鋌而走險。在反腐敗的過程中充分發揮普通公民的聰明才智,以制度上的反腐敗逐漸地取代政策上和運動性的反腐敗,加快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不斷地擴大公眾的政治參與程度,讓公眾成為反腐敗的主力軍,讓執政者坐享反腐敗所帶來的各種“紅利”。

  摘編自財新網

  【劉啟春:中國共產黨民主反腐經驗教訓】

  中南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劉啟春認為,縱觀中國共產黨民主反腐的基本歷程,總結其經驗教訓,表明反腐倡廉建設:

  第一,核心在于權力的制約與監督。腐敗的要害在于公共權力的濫用,由此,民主反腐的根本點就在于緊緊圍繞著公共權力的制約與建設來設計制度、形式、手段,從而達到對權力的腐蝕性、侵占性等消極屬性的最大限度的遏制。思想教育、道德修養、廉政文化等軟性措施也只有在此種條件下才能相配合而發揮至大作用。第二,關鍵在于權力結構的改革調整。結構決定功能。制度是結構的固化,制度效能的最大化是建立在結構最優化的基礎之上的。建立在諸如國家與社會之間,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間,決策、執行、監督三權之間等權力關系的構成不斷優化基礎之上的制度,才是符合反腐倡廉基本規律的權力監控機制。第三,保證在于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民主反腐的特色之一是依靠法制,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這就要求在完善公共權力的配置、運用和監督等方面設計科學制度,確保在整個公共權力體系中沒有任何一個權力機關或權力執行者能夠游離于權力監督之外。

  摘編自《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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