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國家治理效能、“安倍外交學”、傳媒“走出去”、國安委功能、農業生產價格支持體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胡穎廉：國家治理效能取決于制度形成的自主性和執行的有效性】
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認為，近些年我們時常聽到有關政府大小和社會強弱的討論。政府的規模大小不是關鍵，社會組織的數量多少也不是關鍵，經濟總量的大小還不是關鍵。關鍵是國家能夠超然地決策，而不是屈從于個別利益訴求；社會的組織化程度和動員水平足以使其參與到國家政策過程中，通過社會網絡幫助國家推行好的政策，同時又能防止公權力過度擴張和入侵。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體現在活力和秩序兩方面：一方面國家既依靠法治管理社會，對社會高度尊重，推動社會自治，不輕易介入社會日常生活領域，從而讓社會充分釋放推進國家發展的能量；另一方面，一個具有充分自治空間的社會，不會躺在國家的平臺上無所作為，成為一個具有依附性的無能結構。可見，國家與社會“雙強”才是理想狀態，較高的決策自主性和較強的執行能力才能共同提升國家治理效能。
摘編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武心波：“安倍外交學”的最終目的是造成中美新冷戰】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外交事務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武心波指出，“安倍外交學”的戰略企圖已日趨明顯：(1)與西方海權結盟共同主導東亞秩序，確保地區穩定和海上安全；(2)配合西方海權戰略重心的東移，構筑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包圍圈；(3)擴張戰略空間，占據戰略要津，圈占共同海域，攫取海洋資源；(4)制造東方大國與西方大國、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新一輪沖突，等等。“安倍外交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試圖在積極配合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的名義下，暗中將中美一點點地拉下水，將東亞大變局拉回到中美對立的新冷戰時期，或演變為一場曠日持久的半冷戰，或演化為一場局部性的沖突與熱戰，為其冷戰式的經濟結構創造一個得天獨厚的大環境，以助其經濟走出長達20年的困境，再次成為新冷戰的最大贏家而再度崛起。
摘編自新華網日本頻道
【唐建英：傳媒“走出去”是提高國際話語權的必然選擇】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唐建英在《光明日報》撰文指出，加快傳媒“走出去”步伐，打造外向型、國際化的媒體，是提高國際話語權，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必然選擇。目前我國傳媒“走出去”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政府主導的外宣路徑。二是傳媒市場化改革以來以競爭和資本為導向的國際市場進入路徑。傳媒“走出去”還面臨很多壁壘和問題，亟待提升傳媒的文化內涵和市場競爭力，拓寬海外傳播和銷售渠道，不斷改進海外推廣模式，擴大中華文化影響力。
摘編自《光明日報》
【王勇：國安委具有議事、決策和統籌三大功能】
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王勇認為，新成立的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國家安全的最高決策應對機構，其職能囊括了議事、決策和統籌三大功能。其中，議事主要是，進行頂層規劃，為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研究擬定長遠的戰略，審議重大問題；決策主要是，面對當前國際環境下的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協調解決重大事項；統籌主要是，應對跨部門的突發事件，從整體上進行協調，調度軍隊和外交資源等。
在此基礎上，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實現對中國安全體制的再配置。一方面，整合以往分散的安全領導職能，另一方面，建立具有最高權威的跨部門協調機制。一個具有最高權威的、系統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也更有利于解決重大安全挑戰問題上“多頭管理，難以決斷”的弊端。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將統籌全方位的國家安全問題，是一個兼具內政、外交和軍事，以及對內社會治理、對外捍衛國家利益的跨部會機構。它將注重維護“雙安全”：對外維護主權安全，包括領土安全、國家基本利益維護、中國外部環境的確保等；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包括政權安全、社會穩定、民族宗教政策的確保和戰略機遇期的維護等。
摘編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秦中春：應建立更完善的農業生產價格支持體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秦中春指出，未來中國對農產品價格管理政策進行改革完善的核心，是要順應形勢發展變化新需要，創新保供應、穩價格的方式，加強農業基本經營收益保護，采取更直接、更有力和更有效的農業基本經營收益保護措施，持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逐步替代政府直接組織的臨時收儲及儲備調控，減少政府干預對市場配置資源的不利影響，同時更好發揮政府在市場建設、戰略儲備和應急調控中的功能。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喬新生：政令為什么出不了中南海】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喬新生指出，從制度上來說，由于地方人大選舉產生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首先應該對地方人大負責，而不是對國務院負責。正因為如此，當地方政府貫徹落實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政策，損害地方利益的時候，地方人大就會發揮強有力的作用，迫使地方政府根據本地的實際需要，暫停實施或者延緩實施中央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不改革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從政治體制上解決問題，那么，中央政府部署的各項方針政策就很難貫徹落實。這不是因為地方政府缺乏改革的積極性，而是在現有的政治框架內地方政府必須充分聽取地方人大的意見。這種特殊的政治結構決定了中央政府在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時候，既要考慮到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需要，同時也要考慮到全國各地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鼓勵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各項貫徹落實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措施。
摘編自中國網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