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產業轉移和重點產業布局、金融話語權、地方政府自主發債、如何化解未富先老問題、中國國家經濟金融的戰略選擇、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李克強：以產業轉移促進中國經濟提質升級】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6月2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促進產業轉移和重點產業布局調整的政策措施。從國家層面來看，促進產業轉移和重點產業布局調整，是對我們實施多年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及打造“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有力政策支撐，也是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然要求。從新型城鎮化建設進程看，也亟需通過產業轉移提高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和集聚人口的能力，提升東部地區城鎮化質量和水平。此前，李克強總理在英國智庫的演講中提及，“現代化，就其主要內容說應該是工業化和城鎮化”。從發揮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來看，通過產業轉移和重點產業布局調整，能進一步發展地區優勢產業。通過產業轉移和重點產業布局調整，也將深化區域合作，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在產業轉移和重點產業布局調整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強政策支持和引導，另一方面政府要做好相關服務工作。
摘編自 新華網詳細
【許榮：中國迫切需要爭奪金融話語權】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許榮認為，金融話語權競爭，其實質是金融市場的資金定價權競爭。從金融市場競爭的層面看，華爾街一度把持著金融市場的定價權。從評級機構對市場的影響更能看出金融話語權的重要。標普、穆迪和惠譽三大評級機構通過掌控一國主權債務的信用級別，能直接對一國金融體系、經濟體系乃至政治體系產生影響。盡管我國的經濟規模擴張迅速，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位，但是我國的國際金融話語權極其有限，國際市場定價能力較弱。一方面，我國國內的評級機構尚未樹立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而且，現有評級機構多已被外資滲入，培育本土獨立評級機構的任務非常迫切。另一方面，我國缺乏在商品和金融資產定價方面的定價權，我國是世界上眾多大宗商品的最大買家，貿易額度非常巨大，但是，我國在大宗商品定價中常處于弱勢地位，受制于人。
摘編自《上海證券報》詳細
【魏加寧：擔心允許地方政府自主發債就會出現失控局面只不過是一廂情愿】
魏加寧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網中發表文章指出，一些人擔心，在不允許地方政府自主發債的情況下，地方債務規模已經很大；如果再允許地方政府自主發債，債務規模豈不失控？持有這種疑慮的人，其潛意識里還是計劃經濟思想在作祟，以為只要地方政府自主發債，即使地方政府什么都不做也會有人來買。這里實際上潛伏著一個強烈的假設 ——即所有投資者都是“傻子”！只要你賣，他就一定買。然而事實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者是由理性人所組成，盡管在貨幣政策失誤等條件下也會有失去理性的時候，但是絕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時候，都還是能夠保持理性的。如果地方政府們連舉債多少、干什么用、以及如何管理、如何償還等問題都不說清楚就去發債，那是不會有人買的。這就是市場經濟與計劃計劃之間的本質區別。
摘編自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網詳細
【陳竺：解決特大城市的煩惱需先化解未富先老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農工黨中央主席、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會長陳竺認為，在任何國家，人口老齡化都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隨著收入增長必然發生的現象，但是中國的特殊挑戰在于，它不是按照經濟發展水平等比例地老齡化，而是在收入較低的水平上進入老齡化的階段，所以會遇到比其他國家更復雜的問題。如何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這還是要從提高生產要素去提升增長能力，就是李克強總理講的改革紅利的概念。通過改革產生紅利的領域有：
第一，生育政策還有調整的空間。計劃生育國策不等于獨生子女政策，今后還可以繼續逐步調整和完善生育政策。第二，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把農民工變成市民。這樣勞動力供給的潛力就得到充分發揮。第三，加快經濟發展的方式轉變。要從要素投入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向生產率提高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其中生產率的貢獻必須占到80%。總之，如果我們有一個合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改革，有一定的改革促進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通過培訓和教育提高人力資本，加上適度的生育政策的調整，就可以帶來實實在在的增長率的提高，解決中國未富的問題，從而化解先老的問題。
摘編自《文匯報》詳細
【董小君:中國國家經濟金融的戰略選擇】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導師、教授董小君認為，面對美歐戰略大反攻與環環相扣的全球布局，中國應采取哪些國家戰略？中國國家戰略選擇應該從六個方面進行頂端設計：一、把握美元變動規律，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二、設計讓美國獨自承擔匯率和通脹風險的特殊機制，規避美債風險。三、提高“制海權”和“制陸權”，保持貿易和能源安全通道。四、中國產能海外布局戰略。五、國家間的利益約定：不挑戰現存體系。六、建立全面強國理論體系。
摘編自《全球商業經典》雜志詳細
【馮顏利：做大“蛋糕”同時要分好“蛋糕”】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馮顏利指出，在關于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的討論中，人們常常陷入一種思維上的誤區，即糾纏于到底是誰優先的問題。實際上，這種爭論背后體現的是一種形而上學的“非此即彼”的邏輯。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即發展是解決公平正義問題的前提，同時，分好“蛋糕”有利于做大“蛋糕”，解決公平正義問題有利于發展。因此，二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優先性，而是統一于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反映出不同發展階段的發展要求。第一，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條件，也是解決公平正義問題和實現中國夢的堅實物質基礎。第二，公平正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分好“蛋糕”對于進一步做大“蛋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既要強調發展是第一要務，又要注重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的辯證統一。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詳細
【潘維：世界上沒有一勞永逸自動解決問題的制度】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指出，人類社會不存在能自動并一勞永逸解決主要問題的制度。政治體制屬于上層建筑。成功的實踐，久而久之自然成為制度。制度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并發揮特定的歷史作用。國家興衰，主要不是靠政治體制。秦朝行郡縣，隋朝頒科舉，民國創共和，制度都很好，卻也都是短命朝代，壽命分別僅有14、37、38年。國家興衰主要系于大政方針、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思想路線。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沒有一勞永逸自動解決問題的制度，沒有“永動機”。出色的大政方針、明確的政治路線、統一的思想路線、嚴謹的組織路線，是國家興旺的關鍵。換言之，治國靠抓主要矛盾，出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長壽之方是科學，長生不老是迷信。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詳細
【李月軍：在具體時空中比較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
中共中央編譯局世界發展戰略研究部李月軍指出，民主的基本形式有直接民主和間接（代議）民主，二者各有適用范圍和條件。基于多種現實因素，代議制是大型民主國家采取的主要形式。平心而論，間接民主和直接民主各有優勢與不足，我們不能拿直接民主的優勢觀察間接民主的劣勢，反之亦然。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達爾早就指出，有時候小的（直接民主）就是美的，有時候大的（間接民主）要更好。那么更為重要的是發揮各自的優點，避免各自的弱點，這依賴一定的時空條件，而且受到其他諸多變量及其不同組合的影響。通常的情況是這些變量及其組合，而不是民主本身決定了民主的實踐形式與優劣及其程度，如沒有有效的約束，間接與直接民主都可能被利益集團控制。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詳細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