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文明之間沒有沖突、國有資產流失、高校轉型、混合所有制改革、人民幣國際化、國家治理現代化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卡贊斯坦：文明之間沒有沖突】
美國人文與科學院、美國康奈爾大學小卡朋特國際關系學院彼得?喬希姆?卡贊斯坦在上海交通大學"名家講堂:中國化與世界政治中的文明"上所作的演講中指出，東方與西方不同這個論點是完全錯誤的，文明之間并沒有沖突。所有文明都具有多元性，它們的內部存在差異和分化。文明之間的確有可能會產生沖突，但這絕不是文明之間唯一的互動方式。文明之間可能以一種和平的方式相聯系。聲稱文明之間只存在沖突是一種對歷史的扭曲。
中國化意味著擴散多種文明而非單純一種文明。中國致力于在國內以及國際范圍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中國并不想稱霸世界。中國化將意味著一個充滿多樣性的世界。這是中國化的特征，同樣我相信也是其他文明的共性所在。當中國化在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傳播，我可以作出這樣可靠的推斷：中國化的過程也會是雙向的，中國如果想改變世界，世界也會改變你們。
摘編自《上海交通大學學報》
【劉尚希：國有資產流失是地下私有化現象】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國有資產流失也就是公共資產的私人化，是一種地下私有化現象。自改革開放以來，堅持公有制不搞私有化的原則至今沒有動搖，但地下私有化一直存在，至今沒有杜絕，利益輸送的各種暗流管涌依然存在。從賤賣國企、到管理層自己收購，再到利用“混合”的機會渾水摸魚，公共資產的私人化也在“與時俱進”。究其根源，是產權制度改革不到位所致。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是現代市場經濟產權制度構建的基礎，無論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都離不開這個基礎。
而公有制條件下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踐時間相對較短，仍處于探索之中，在理論上也研究不夠，照抄照搬私有制條件下的理論來解釋公有制條件下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以及公有制條件下的產權構建，缺乏我國現實條件下的理論與制度創新，以至于國資國企管理制度漏洞百出，無法有效遏制地下私有化的暗流。只有針對公有制的特點，才能找到公有制條件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有效激勵約束機制，從而真正堵住公共資產私有化的地下管涌。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熊丙奇：高校轉型不應靠計劃推動】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強調，不論是地方本科院校轉型，還是985高校、211院校轉型職業教育，不應該由行政安排、部署哪些院校進行轉型，都必須改變政府主導、行政部署、學校被動轉型的方式，政府應該致力于消除導致職業教育不平等的制度規定，要通過出臺優惠政策，引導學校結合自身的辦學條件，通過學校師生參與論證，進行自主轉型。把自主權交給學校，政府部門只做好自己該做的事，這一輪轉型戰略才會獲得成功。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譚浩俊：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須拋棄運動思想】
江蘇省鎮江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譚浩俊指出，新一輪國企混合制改革潮中，各地又掀起了一場國企混合制改革競賽，混合所有制改革出現了“為混而混”的傾向。
改革最忌諱走形式、一刀切、一陣風，如果為了改而改，為了混合而混合，還要求在某個時間混合達到一定比例的地步，則這場改革會走向哪里，會有怎樣的結局，是不難想象的。實行混合所有制的目的，一方面是要讓國有企業更加符合市場要求，更加具有市場觀念與意識，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另一方面，則是為民營資本等其他所有制資本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真正的核心問題，是政府敢不敢、愿不愿放權，放多大的權，放哪些方面的權。如果政府在權力方面仍然高度控制，即便建立混合所有制，最終結果，也無法達到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地方政府在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必須拋棄運動思想、競賽觀念，只能成熟一個、改革一個。
摘編自《上海證券報》
【羅成：人民幣國際化必須權衡貨幣溢價的收益和成本】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羅成撰文指出，基于美元溢價的主要決定因素,以及歐元和日元兌美元的匯率變動數據,作者發現如果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通常會出現該國貨幣市場價格高于其內在價值的現象,即稱該種現象為國際貨幣溢價。國際貨幣的國際化水平與其貨幣溢價正向相關。通常國際貨幣的國際化水平上升,則貨幣溢價越多;其國際化水平上升越快,則貨幣溢價越顯著;反之則反是。因此,提升一國貨幣的國際化水平,具有優化、增值其貨幣價值的功能。
在經濟增長轉型、產業結構升級、勞動力成本上升、外匯儲備過剩以及中國經濟的國際影響越來越突出之時，順勢而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僅能獲得貨幣溢價，還會改變被動的金融戰略態勢。至于成本，日元國際化所遭受的損失和美元霸權對日元國際化的制約以及日元大幅升值對日本經濟的沖擊，尤為深鑒。此外，歐元國際化對歐債危機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小覷。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應通盤考慮并謹慎實施。
摘編自《國際經貿探索》
【時和興：有效治理是國家合法性的前提，制度化是國家合法性的基礎】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時和興認為，國家活動范圍和政府職能定位相關，國家權力強度和政府治理能力相關，二者之間的有機結合就表明國家治理的有效性。理想的有效治理還離不開良好的治理結構與治理體制，離不開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三個部門之間的有序協同機制。轉型國家的轉軌歷史表明，公共治理三個部門之間實現協同的現實障礙在于制度闕如。應當說，有效治理是國家合法性的前提，而制度化是國家合法性的基礎。制度短缺困境的本質是規范化危機。克服政治約束困境、尋租泛濫困境和秩序沖突困境，歸根結底是要在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建立起新的規范體系，這對轉型國家來說才是真正的挑戰之所在。
摘編自《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