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人民幣國際化、社會沖突、中國大媽經濟、農村土地改革、人民幣國際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余永定：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應該服從資本項目自由化進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導余永定強調，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問題是比人民幣國際化更現實、更根本、更重要的問題。中國要推行人民幣的國際化，必須首先充分考慮中國的資本項目自由化時序問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應該服從資本項目自由化進程。鑒于目前的國內外經濟形勢，我們必須避免人民幣國際化導致資本項目時序顛倒，從而破壞中國金融穩定，并最終危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當然，央行對于人民幣回流還是保留了一定限制的，因而，準確地說，短期跨境資本的自由流動僅僅是部分實現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還不至于出現更大的金融不穩定。
摘編自《中國投資》
【沈承誠：勿將社會沖突夸大為政治對抗】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沈承誠指出，對于我國近年來發生的一些社會沖突，境內外某些學者和媒體，總是習慣將其歸結于普通公民的政治改革訴求得不到滿足所致，由此造成中國社會“官民勢不兩立”的假象，其危害不可謂不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傳統的整體性利益結構迅速解體，利益分化與價值多元趨勢日益顯現。利益分化必然產生利益訴求，而多元價值既增加了公民維權的主動意識，也增加了政府回應公民利益訴求的復雜性，這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我國的社會沖突大多數源于明顯的利益沖突，其發起者和參與者大都是直接的利益相關方；少數與事件并非直接相關的間接參與者，經事后身份調查和動機分析，也存在明顯的利益動因和些許情感因素。因此，化解社會沖突的有效途徑是正面回應公民的利益訴求，但在處理社會沖突的過程中，少數地方政府存在思維陳舊、體制遲鈍與行為失當等問題。就目前而言，我國要實現長效社會穩定與社會發展，最為重要的是實現利益表達渠道的暢通與高效，促進政府與社會關系的和諧。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孫立堅：未來的中國大媽可能成為具有大國風范的女性消費者】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教授認為，人們常說中國是貿易大國而非貿易強國、是制造大國還不是制造強國等，中國大媽經濟也某種程度上體現出這一特質，她們已經在經濟市場上嶄露頭角但還缺乏更專業經濟知識，但是未來大媽經濟是可以去除盲目跟風的特質、增強理性自信的程度，而這也需要一個過程。不要隨意抹黑大媽，這個群體的消費投資能力，會隨著中國經濟能級的提升、隨著投資理性化知識的普及增長而提升。未來的中國大媽很可能不再是蹩腳的投資者，而是精明理性的體現著大國風范的女性消費者。
摘編自《解放日報》
【徐祥臨：中國農村土地改革的經驗和創新方向】
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徐祥臨撰文指出，用農村土地改革的常用術語概括葉屋村（廣東省清遠市）的經驗，也可謂是明確產權的過程：首先，明確土地的所有者是集體，不是私人，集體有權調整土地。這個集體不是行政村，更不是鄉鎮。其次，明確集體土地的成員權，只有生活在集體土地范圍內的人擁有集體成員資格，娶進來的媳婦和新生的孩子獲得土地承包權。嫁出去的閨女和過世的老人失去土地承包權。再次，用地租調節各戶土地的多少和肥瘦。每人無償承包1畝水田和2畝旱地，其余要付地租，內部沒有人愿意承包的土地由集體來統一向外出租。最后，集體租金收入的使用公開透明，主要用于改善生產條件，也拿出一些獎勵學生和孝敬老人。所有水田旱地都由集體修通機耕道，所有水田都由集體修建完善的排灌設施。
葉屋村通過土地改革，既整合了各戶分割細碎的土地，又破解了集體經濟空殼難題。該村經驗給予我們的啟示是：租金既實現了集體作為土地所有者的權利，又調節了土地資源在經營者之間的合理配置，反過來幫助了勞動者改善生產生活條件。在葉屋，古典市場經濟理論描述的地主、資本家、工人三者之間你多我少的利益對立關系不見了，代之以土地所有者、經營者與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共同體關系。這是繼安徽小崗村大包干之后中國農民基于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又一偉大創造，為農村土地改革做出有益探索。
摘編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張艦、劉合光：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挑戰與實現路徑】
中央財經大學張艦、劉合光認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面對四大挑戰：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成本和個人成本巨大；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面對較大的社會沖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面對重大的產業挑戰；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對農村發展有一定不利影響。就此，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以下實現路徑：分類分步推進，實現有序市民化；改革戶籍制度，解除市民化主要障礙；實施公共服務全覆蓋，促進新市民融入城市；完善就業保障體制，實現可持續的市民化。
摘編自《農民日報》
【黃樹賢：深化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的任務和目標】
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專項小組副組長黃樹賢在接受《光明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主要任務包括：一是加強和改進對主要領導干部行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依法加強行政監察等工作。二是加強黨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領導，健全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三是落實在黨風廉政建設中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督責任。四是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五是創造條件，加快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行統一名稱、統一管理。六是改進中央和省區市巡視制度，做到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全覆蓋。七是健全黨風廉政建設法規制度體系，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廉政風險防控等方面法規制度。到2017年基本完成《實施方案》提出的各項改革任務，2020年全面完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任務，逐步形成切合實際、有效管用的反腐敗體制機制和制度體系。
摘編自《光明日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