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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孟珂:“非轉農”現象并非真的“逆城市化”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非轉農”現象、西方職業治理的啟示、產業集群發展的破解之策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張俊偉: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應充分發揮人大作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張俊偉指出, 根據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改革目標,我國將在預算管理、稅收制度、政府事權與支出責任匹配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人大審查預算、監督預算實施、批準決算報告,是人民參與公共事務、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充分發揮人大作用,使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得到充分表達,有利于改革方案設計充分兼顧各方利益,提高改革措施的合法性和改革措施的執行力。因此,充分發揮人大作用,是推進現代財政制度建設的重要一環。但是,長期以來我國人大作用發揮得并不充分。造成人大監督薄弱的原因很多。首先是人大監督力量薄弱。其次是人大代表監督動力不足。再次,工作機制不完善。人大充分發揮立法、監督職能,恰恰是在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動貫徹黨的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而不是在“添亂”、“找茬”。只有切實端正思想,人大工作才能擺脫思維定式的束縛,“放開手腳”開創工作新局面。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周孟珂:“非轉農”現象并非真的“逆城市化”】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周孟珂認為,當前我國部分地區出現的“非轉農”現象,并非真的“逆城市化”,而是一種背后隱藏著戶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相關利益的現象。相對于城市,我國農村原本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較為弱勢,政府因此出臺了許多照顧農村各方面利益的政策。主要包括:(1)農村籍村民可以申請口糧田;(2)農民可以申請宅基地用于建房,且建房支出也比城市節省得多;(3)有些農村屬于集體經濟,每個村民每年均可以拿到分紅;(4)農村可以享受與城市不同的較為寬松的計劃生育政策。這一系列政策,都對農村籍大學畢業生選擇“非轉農”產生了吸引力。 “非轉農”現象是我國二元戶籍制度演化過程中的特殊產物,研究和分析這一現象,能夠為我國戶籍制度改革提供一些啟示。首先,戶籍制度改革不僅要著眼于城市,而且要關注農村。其次,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導向人戶一致的一元化管理。最后,促進戶口功能純粹化,剝離利益衍生物。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任遠:戶籍改革的成本是對城市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投資】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任遠認為, 外來人口進入城市后雖然穩定居住和穩定工作,卻難以獲得城市戶籍。然而,一個經常被強調的戶籍改革困難是,如果給外來流動人口提供戶籍和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意味著巨大的成本。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政府公共服務水平更高而具有更高的改革成本,使得這些城市對于戶籍改革面臨更大的壓力。通過加快城市的戶籍改革,逐步加快以居住地為依托的均等化公共服務,能夠支持和引導人口的遷移流動,推動實現市民化,提高城市所有居民的福利,并更好地支撐中國快速城鎮化的發展。沖破阻礙人們自由遷徙、自由擇業并平等享受公共服務的桎梏,這就是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戶籍制度改革明確的方向。戶籍制度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兼顧的因素多、統籌推進的難度大。要完成戶籍改革的歷史任務,我們必須探索出一條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符合城鎮化客觀規律的戶籍管理之路。

  摘編自《文匯報》

  【孫晶:西方職業化治理經驗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丹佛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孫晶指出,如何實現全球化下的職業治國。這是擺在世界各國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題。無論擁有怎樣的歷史傳統和文明價值體系,誰也無法置之度外。職業化治國與其說是能力,不如說是一種思路。已在這條路上摸爬滾打了三十余載的中國,不僅要學習西方的經驗,也要汲取其教訓。一個全球化下的職業型政府,應該首先是一個充滿好奇心、渴望與世界交流學習的政府;同時也應該是每日三省、敢于向既得利益集團宣戰,敢于趟深水、敢于斷腕的政府。“結合西方職業化治理經驗來看,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兩點:其一,政府職業化管理的能力并非一蹴而就,亦非單向車道。躺在昔日的功勞冊上固步自封,就會迷失落后。歷史上我們曾經在這方面吃過大虧。而今天,中國既要以西方為師,也要以西方為鏡。其二,全球化給政府職業化管理帶來更大的挑戰。如何規避全球化的風險,同時收獲全球化的利益?比具體政策更重要的是思路。全球化下,唯一不變的是變化自身。作為掌舵的船長,政府必須要有開放的視野。換句話說,就是政府一定要秉持開國的方針。中國的幾代領導人,都強調“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也是這個道理。如果喪失了這個思維,已經開啟的門會漸漸關閉,已經培養出的斗志會漸漸喪失。這個警鐘,應該在各國政府的決策者頭腦中長鳴。

  摘編自人民論壇網

  【韓慶祥:實現改革總目標要發揮好動力、平衡和調整三個根本機制的作用】

  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韓慶祥認為,我國現代化進入了表達訴求、矛盾多發、攻堅克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最根本的問題即影響我國發展命運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改革、發展、穩定。改革、發展、穩定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個總問題、根本問題。發展與動力機制有關,穩定與平衡機制有關,改革說到底是調整機制。這三個機制是我國現代化進入目前階段面臨的總機制或根本機制。要解決好改革發展穩定這一根本性或命運性問題,發揮好三個根本機制的作用,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就必須實現現代化。一是由過去相對注重國家管制走向注重國家法治,注重法治及制度的力量;二是由過去相對注重國家統治走向現代共治,即國家的“法”治、社會的“自”治、公民的“能”治和“德”治。三是由國家的權力管制走向國家的能治,即靠能力來治理。過去我們主要是靠權力來管制,現在我們要更多發揮政府及其官員的能力,發揮能治的關鍵作用。

  摘編自《人民日報》

  【李創:我國產業集群發展的破解之策】

  河南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李創指出,目前,我國幾乎所有省份都有產業集群,產業集群的崛起已成為推動地方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力量。但各地產業集群在發展過程中還面臨許多問題和不足,急需尋找破解之策。一、堅持科學規劃,充分發揮政府的支持引導作用。在推動產業集群發展的過程中,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確保市場機制在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二、強化分工與協作,構建產業集群的創新體系。首先,以科技園和高新區為基礎,加快科技型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發展。其次,依托大學科技園,提升集群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最后,促進企業間建立橫向或縱向的技術關聯,使集群內部企業間既合理分工又相互促進,加快形成有效的創新集群,使產業集群向專門化、協作化、規模化方向發展。完善社會服務體系,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產業集群的發展不僅涉及工商、稅務、金融和科技等諸多經濟政策,而且離不開專利、商標代理、教育培訓、信息服務等中介服務機構,同時需要良好的社會人文環境和舒適宜人的生態環境。

  摘編自《光明日報》

  (光明網記者李貝整理)

周孟珂:“非轉農”現象并非真的“逆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