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協商決策、農村改革、民意訴求、獨斷論和教條主義的防御、法治中國建設、英烈精神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沈傳亮：當代中國協商決策的路徑與平臺】
中共中央編譯局博士后，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教授沈傳亮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推進決策民主化、科學化、協商化方面，付出巨大努力，至今協商決策的路徑已經明確，協商決策的平臺已經搭好，協商決策的制度已經形成。協商決策的主要路徑是黨際協商、黨群協商、黨內協商；主要平臺是政治協商會議、人民代表大會和黨的代表大會；制度支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黨的代表大會制度。
一是黨際協商。從協商決策角度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協商的范圍主要是：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重大問題的決策，以及重要的人事安排。從1990年至2006年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及委托有關部門召開的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達230多次，其中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召開74次。黨際協商決策對于提升決策的科學性具有重要意義。二是黨群協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擁有立法、監督、決定重大事項等權力，自創建后逐步健全完善，已經成為人民代表發表意見、協商決策的重要平臺。進入信息化社會后，信息網絡平臺即互聯網為公民參與決策提供了便利條件。目前，不少黨政部門的政策出臺前，都會在網絡上公布，征求網民意見，甚至會在決策過程中進行官民互動。三是黨內協商。如果說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那么黨內協商就是維護黨的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提升黨的決策的科學化水平，很大程度上要靠發展黨內民主，更離不開黨內協商。
摘編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劉謝南：整合農業資源是新一輪農村改革的根本保障】
湖南外貿職業學院黨委宣傳部部長劉謝南指出，要從根本上保障新一輪農村改革的成果，有必要從各地探索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現狀出發，在國家層面，汲取經驗，整合資源，調整策略，為全面推動新一輪農村改革保駕護航。第一，農業現代化進程需要國家宏觀層面的資源整合。通過頂層設計，因地制宜，以政策為導向，以資源為基礎，以改革為契機，全面實現農村資源的組合效應、惠民效應和整體效應，推動農村社會的深層變革。第二，新一輪農村改革的實現需要國家層面的制度保障。完善相應的農業改革、發展制度建設，確保農業面向市場的過程中，尤其是在鄉村社區化、城鎮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以制度建設保證其穩定性、明確性、規范性及可操作性，避免制度的缺陷對農業的消極影響，保證農業在市場中的規范地位，以及政府對農業扶植的力度。第三，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需要抗風險能力的全面提升。通過國家農業現代化發展保障基金的設立，有效彌補商業保險的局限，增強抗風險的靈活性和可操作性，進一步分散風險，切切實實地按市場原則來發展現代農業，實現新一輪農村改革。
摘編自《湖南日報》
【胡月星：新加坡打造民意訴求平臺的經驗】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教授胡月星認為，在反映社情民意渠道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執政過程中十分注重民意的征集，希望借此完善政府決策，提高民眾支持度，從而鞏固自身的執政地位。隨著新加坡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政府在決策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增多，需要更廣泛地征詢民眾意見。但是由于渠道不通暢，民眾參政意識淡薄，向政府提供反饋的積極性不高，傳統的民意反饋機制已無法滿足新形勢的要求。新加坡政府通過民情聯系組織，鼓勵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生活，在每項政策或法規的推出前后，主動對公民的反映和意見進行調查了解，拓寬公民的“輸入性參與”渠道，又通過論證政策實施的民意反饋，吸納公民意見，加強公民“輸出性參與”的影響，幫助改進政府的各項決策（包括法律法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摘編自人民網
【莫斌摘：對獨斷論和教條主義的自覺防御與批判】
吉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莫斌摘認為，“現代中國哲學”實現向“中國現代哲學”的躍遷，需自覺地培養一種對獨斷論和教條主義自覺進行防御與批判的精神氣質。阻礙現代中國哲學提升到“現代”水準的重要羈絆。對獨斷論與教條主義的自覺防御與批判，作為現代哲學的基本主題和任務，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消極的防御”，二是“積極的超越”。”“消極的防御”所采取的主要策略是“劃界”，即揭露獨斷論與教條主義哲學思維方式所代表的“先驗原則”、“絕對真理”等所具有的“有限性”與“非自足性”，劃定與限制其有效性的邊界與范圍，揭示其無限的、無條件地運用所導致的不可克服的內在悖論與深層困境，從而防止其跨越邊界。“積極的超越”所采取的主要策略是“越界”，即充分發揮哲學的批判精神，對一切以絕對真理和終極價值自居的“唯我獨尊”的抽象教條與獨斷觀念進行解構和超越，從而實現思想的解放與觀念的變革。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文摘》
【喻中：法治中國建設進程中的五大關系】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喻中指出，法治中國建設主要是一個實踐問題，法治中國要在實踐過程中逐漸臻于完善，實踐才是推動法治中國建設的根本動力。從相互聯系的認識論出發，要理性地推動法治中國建設，還需要認真地處理多個方面的關系。一、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從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角度看，法治建設只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維度。二、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普適法治就像一面旗幟一樣，必須把它懸掛在那里，但革命的成功不能僅僅依靠那一面旗幟。三、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如果沒有形式法治，實質法治就沒有外衣，就處于裸露狀態；但如果沒有實質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卻沒有身軀。四、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的關系。黨內法規已經成為一套調整政治生活的重要規則體系，因而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對接、協調機制就顯得特別重要。五、傳統資源與外來資源的關系。當代及未來中國的法治必然會在傳統資源與外來資源的交互影響下生長和發展。兩種資源對中國法治的塑造作用都是客觀存在的。
摘編自《學習與探索》雜志
【公方彬：以英烈精神激勵中國前行】
國防大學公方彬認為，在今天的中國，迫切需要探索有效張揚高尚精神的方式方法和載體。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建設，至少需要循兩條路徑，一個是弄清我們從哪里來，我們的精神基礎奠基于何處，另一個是我們將走向哪里，需要開拓何種新的精神力量之源。就前者來講，從革命先烈那里尋找精神力量，這是最便捷的路徑。就后者來說，中國正走在偉大復興的道路上，科學的價值坐標系和精神大廈建設，必須從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從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創造中，尋找精神因子和標定物。我們從中挖掘出越深刻的思想，就越能找到前進的路徑和力量支撐。讓歷史告訴未來，這是一個民族成長道路上的必然選擇。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光明網記者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