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社會主流輿論陣地、公務員聘任制改革動力不足、醫療資源向基層轉移、中國體制四大優勢、政府預算公開透明、鄉村治理困境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楊英法、聶雅：社會主流輿論陣地應當成為社會情緒的反映渠道】河北工程大學楊英法、石家莊經濟學院聶雅認為，隨著互聯網和手機等新興媒體的迅速發展和普及，社會情緒很可能被快速傳播并無限放大，對社會主流思想下的社會輿論陣地形成直接挑戰。社會主流輿論陣地應當成為社會情緒的反映渠道，并對社會情緒進行有效管控。然而，我國當前的主流社會輿論存在渠道不暢等問題，導致網絡成為社會情緒發泄的重要領域，這對主流媒體的輿論主導權和調控力形成了巨大挑戰，也為負面社會情緒的傳播與放大提供了信息爆炸的平臺。做好新形勢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要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重要講話，圍繞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充分發揮思想引領、輿論推動、精神激勵和文化支撐作用。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以社會主流思想引導社會輿論調控，以社會輿論調控管理社會情緒，牢固把握社會輿論陣地的主導權，實現社會思想引導、社會輿論調控和社會情緒管理的協調互動，既能為社會反向情緒找到有效的宣泄途徑，也能將威脅社會穩定的因素控制在社會主流思想的價值共識之下。
摘編自《光明日報》
【陸斌：我國公務員聘任制改革的內在動力不足】
廈門大學嘉庚學院陸斌認為，公務員聘任制，與傳統公務員制度相比是一種彈性化的用人制度，這種挑戰傳統公務員制度的制度變革往往需要強大的內在動力支撐。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從古至今官本位氣息都比較濃厚，人們對“做官”等古往今來都帶有無比高漲的熱情，即使現代社會人們的觀念認識仍然受傳統認識影響很大。在我國對干部人事制度進行改革的過程中，聘任制漸漸推進到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中，公務員的聘任制改革推進是最晚的。在傳統觀念中，人們一直認為公務員本來就是常任的，不應該對公務員制度作出改革。另外，公務員制度改革會威脅到公務員工作的穩定性，公務員聘任制的實施導致公務員群體出現競爭壓力，在福利待遇方面水準也會下降，從這點來說，公務員聘任制改革牽涉到巨大的利益群體，這一群體中一些人擔心自己的利益問題，因此并不希望公務員制度改革的到來和實施，從而導致我國公務員聘任制改革的內在動力不足。
摘編自《人民論壇》
【楊政：推動優質醫療資源向基層醫療機構轉移】
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楊政認為，我國醫療衛生領域內的結構性矛盾既包括由于醫療衛生資源和要素配置不平衡造成的靜態結構性矛盾，又包括由于醫療供給方與醫療需求方互動與結合形成的動態結構性矛盾。因此，要解決看病難和看病貴問題，就必須化解醫療衛生領域內的結構性矛盾。首先，對醫療衛生資源進行結構性調整。尤其是要對存量醫療衛生資源進行結構調整，改變其配置失衡的現狀；其次，積極探索更為合理的就醫模式；最后，構建更為完善的醫療保障制度。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王紹光：中國體制的四個優勢】中國文化論壇理事、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王紹光撰文指出，中國體制有四個優勢：第一，有一個穩定的政治核心，而且這個核心能夠做決策。它的優勢是減少了太多的“有否決權的玩家”掣肘的局面，在重大問題上可以做出決策；第二個優勢是有一個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中國的決策者也好，各級干部也好，老百姓也好，有一種不像哲學的哲學，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態度。因為有這樣的態度，遇到問題時，大家不是抽象地卷入意識形態爭論，而是認為，出現題了，我要解決問題。這種意識非常重要，使得我們的體制有回應社會需求和要求的動力，能夠實事求是地針對問題，解決問題；第三個優勢也很重要，就是多樣性，中國的體制允許多樣化。這種多樣性成了我們的學習源，也構成我們一種獨特的學習方式。善于學習是中國體制的活力所在；第四個優勢是，中國體制有比較強的回應性。正因為有各種來自地方的經驗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所以能夠回應社會需求。
摘編自《經濟導刊》
【高培勇：政府預算的公開透明不可一蹴而就】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指出，“透明預算”無疑是現代財政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當然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問題在于，預算的“公開透明”以預算的“全面規范”為條件。在政府預算管理格局頗不規范的情況下，一味強調透明甚至勉強實行透明，將各種非規范性政府收支“亂象”一下子暴露在大眾視野下，產生的反響可想而知。
因而，政府預算的公開透明不可一蹴而就，也不能急于求成，只能在打好全面規范的基礎上實施。作為新一輪預算管理體制改革的第一步，就是以全口徑預算管理為基本目標，以將所有政府收支關進“統一”的制度籠子為重心，全面規范政府的收支行為及其機制。也就是說，在改革戰略上，先規范、后透明，應當是一個基本行動路線選擇。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馬良燦：實現協商共治是破解鄉村治理困境的重要思路】
貴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系教授馬良燦撰文指出，從“官政自治”到“專政劣治”、從“集權統一”到“鄉政村治”，鄉村治理經歷了四次轉型。對于歷次治理轉型與巨變，應放置在農民、基層政權與國家之多維互構關系的場域中加以認知。“官政自治”突出國家治權與村治的對接，彰顯鄉村治理的主體性。“專政劣治”將鄉村治權納入國家管控中，依靠贏利型惡棍推進村治，使農民遭受雙重剝奪，鄉村治理惡化。“集權統一”通過縱向協調機制和運動型治理實現國家權力對鄉村的總體支配，造成村社組織、農民主體性消解，鄉村關系更加紊亂。“鄉政村治”脫離村落文化傳統，村治被融匯到鄉政中，淪為權威自治，基層政權的利益共謀引發新的治理危機。歷次鄉村治理留下的經驗教訓，是對農民主體性的漠視。將農民社會權利置于鄉村治理的核心，重建農民主體，通過社區組織能力建設實現國家治權與鄉村治權間的協商共治，是破解鄉村治理困境的重要思路。
摘編自《學習與探索》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