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絲綢之路的話語不宜“戰略化”、用城市生活塑造農民、文藝批評、法治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網絡言論的“無政府狀態”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鄭永年：不宜把絲綢之路的話語“戰略化”】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認為，國內有些研究和話語經常把經濟活動戰略化，用戰略甚至是軍事戰略的概念來描述中國的對外經貿策略，用“西南戰略大通道”“橋頭堡”“西進”等概念，給地方政府或者企業的貿易投資行為人為添上戰略色彩，把本來可以成為軟力量的東西轉化成硬力量了。印度對“西南戰略大通道”很警覺，擔憂中國會損害印度國家利益。東盟國家對“橋頭堡”也很警覺，認為這個概念包含過多的軍事因素。俄羅斯則對中國的“西進”非常擔憂。從歷史上看，絲綢之路的核心是經貿，其性質是和平的。他建議不要把絲綢之路的話語“戰略化”。曾任駐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中亞國家大使的姚培生也表示，應強調中國不搞單邊主義，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避免使用“西進”“崛起”等帶有單邊色彩的概念引起外界疑慮。
摘編自《北京日報》
【朱蘇力：現代化要用城市生活塑造農民】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朱蘇力指出，農村社會環境塑造出來的人往往更注重小群體利益，缺乏大共同體甚至是國家意識，缺乏普遍規則意識或契約意識，有強烈的“差序格局”的傳統。這種傳統、心態和行為方式，與現代城市生活和辦事方式，與現代社會的法治傳統，與現代國家和公民意識，與全球化的經濟文化交流，常常有尖銳的沖突。城市生活其實就是要改變農民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是培養現代公民法治、規則、契約意識的重要途徑，是比普法更為有效的法治教育方式。
有兩個方面應當引起中國法律人士的足夠重視：一方面，一定要尊重并努力理解中國的農民和他們在長期生活的社會環境中的情感和偏好，尊重他們有理由的文化保守，而另一方面為了中國的未來務實也必須穩妥地推動社會的發展，促使農民通過城市生活在心理、情感和行為方式上完成市民化或公民化。這需要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政治法律精英有足夠的清醒的政治意識，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未來前景有堅定的把握。
摘編自《北京日報》
【張江：文藝批評必須要有批評】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江撰文指出，文藝批評的價值，在于及時針對文藝現象、文藝活動、文藝思潮進行科學的分析、闡釋和評判，最終在成就和不足、優長和缺失上作出判斷和批評。在當下文藝批評場域里，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聲音微弱，批評理念、判斷標準混亂，文藝批評本身也面臨邊緣化趨勢和公信力不足的問題，這和當下一些批評家批評精神缺失、批評鋒芒消退，文藝批評褒貶甄別功能弱化，淪為表揚和自我表揚，甚至是庸俗化、工具化的吹捧和造勢有很大關系。
人民大眾需要具有批評精神的文藝批評。搞理論裝點、簡單套用，用商業標準取代藝術標準，甚至良莠不分、顛倒是非，這樣的批評喪失了批評的精神和品格，令人失望。批評的精神是為文藝負責、為大眾負責的精神，是批評家淬煉自我、與人民共進的精神。重塑批評精神，正確的文藝思想和方針才能真正成為主導，文藝批評才能重新找回失卻的地位，文藝的成長才能蓬勃向上。
摘編自《光明日報》
【卓澤淵：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石】中央黨校教授卓澤淵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刻的歷史傳承性，也具有鮮明的時代特殊性。每個時代都有那個時代所需要的國家治理體系。由于發展有先后、進步有快慢，就必然產生不斷與時代相適應的國家治理體系需要的問題與要求。這個不斷適應的變革過程，就是特定時代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過程。所有的國家都有現代化的任務，而未能率先現代化的國家，就更有著現代化的使命。中國正處于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在這個過程中的國家治理體系必然是發展的、變革的。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就成為現代化的根本內容之一。法治由來已久，但是在現代國家治理之中，它得到了空前甚至全新的發展，愈來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致成為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在這里，國家現代化中包含著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必然包含著國家的法治化。在國家治理體系的變革上，法治成為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也以其基本制度，為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建構了最基本的模型。
摘編自《學習時報》
【荊林波：網絡言論的“無政府狀態”為亞健康的價值取向傳播提供了溫床】
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常務副主任荊林波認為，信息污染使網絡傳播負面功能凸顯，網絡不良信息干擾甚至顛覆了主流道德觀念。當現實社會在形成一種為全體公眾所認同的社會道德體系的時候，網絡言論的“無政府狀態”為各種亞健康的價值取向傳播提供了溫床。為何現實的學校教育一再倡導的價值理念和道德體系在一些“新新人類”的叛逆與特立獨行面前逐漸崩潰？導致這一結局的主因就是網絡垃圾信息的侵蝕。一方面由于網絡文化來得迅猛，致使農耕時代和工業文明滋養至今的傳統文化對它的“應對”“銜接”“包容”發生一些問題，即傳統文化的精神財富并沒有很好地借助網絡文化整體充分地展示，也沒有很好地統攝網絡文化的表現形式，相反網絡文化教育中的工具主義、操作主義卻過多地侵入了傳統文化本身，使得當今文化發生了某種“失范”。與此同時，從世界視角看，發展中國家和古文明國家的文化魅力因信息科技發展滯后而客觀上受到“打壓”。此外，網絡犯罪、網絡暴力、“網罵”、侵犯知識產權等現象，也給我國的網絡文化安全提出挑戰。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趙海利：經濟增長本身并不能完全解決經濟不平等問題】
浙江財經大學趙海利指出，經濟增長本身并不能完全解決經濟不平等問題，以前認為增長可以消除，至少部分消除社會分配不公引起的矛盾沖突的認識，有些簡單。事實上，僅僅增長還不夠，還必須看誰從增長中受益，是否屬于包容性增長或親貧增長，只要做到包容性增長，整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這一點，正如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變化一樣，以前我們認為只要有市場經濟就可以，現在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有好有壞，我們要避免壞的經濟增長，正如我們要避免壞的市場經濟一樣。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支振鋒：法治是反腐與改革的公約數】
《環球法律評論》雜志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支振鋒認為，當前大規模的反腐行動必需繼續深入，從治標到治本，從不敢腐、不能腐最終到不想腐，最終在全社會形成一個風清氣正的環境。因此，反腐倡廉工作本身也應成為全面深化改革建設的有機部分。
通過構建一套高度透明、切實問責、監督制衡的現代治理體系，以嚴格治吏形成一個高效廉潔的公務員隊伍，最終實現政治清明、官員清廉、風清氣正。而這些，實際上都屬于法治建設的范疇。法治是反腐與改革的公約數。長期以來，由于法律制度體系建設不完善，人們法治意識淡薄，反腐雖然頗有成效，但也存在很多困難。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過30年，我們的制度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當然也應該包括一套成熟的、符合法治原則的反腐體系。正如2014年年初王岐山在中紀委會議上所明確指出的，“堅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提高依紀依法懲治腐敗的能力”。
摘編自中國網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