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缺少法治阻礙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協商民主、高度集中的財富須重新分配、國家經濟發展的根基在不斷加固、村莊治理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許成鋼：缺少法治阻礙中國經濟持續發展】
香港大學《國之基金》經濟學講座教授許成鋼指出，依憲治國的基本道理是，以制度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實質內涵。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以法律、以制度保證，政府無權觸犯人民的私有產權，保證制度化地約束國家權力、保護公民的人權、產權、決策權的機制。世界上，包括歐洲、美洲和亞洲（即包括東方和西方），所有成熟的依憲治國的制度的共同特點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是制衡權力。第二是實現人民主權。第三是對違憲進行審查的機制。保證任何人和任何機構都不能擁有無約束的權力。第四是獨立私法的機制。
雖然改革以來中國有了很大進步，但是中國的制度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今天的制度深受兩千年的皇權帝制和蘇俄制度的影響。在這些傳統制度中，依憲治國和法治的成分極其微弱。文化大革命中的“砸爛公檢法”則更進一步把中國推向背離依憲治國、背離法治的反方向。不但對本來就微弱的法治造成極大破壞，更在意識上造成持續惡劣的反對法治的嚴重惡果。如今人們目睹的嚴重腐敗僅是其嚴重后果之一。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更直接被缺少法治所阻礙。因此建立依憲治國和法治的制度，是保證中國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的必須走的路。
摘編自人民論壇網
【劉偉：深化經濟改革要求適度經濟增長】
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指出，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尤其是隨著我國進入工業化進程的中后期，由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發展，經濟增長和就業的關系就越來越密切。所以他認為，中國現階段的改善就業不僅推動著城鎮化進程，同時也改善著收入分配和人民生活，并反過來促進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不能太低，過低了就會影響充分就業，但經濟增長也不能太高，過高就會影響我們實現經濟結構調整(主要是需求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此把長期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適度下調，安排在7%左右，既能夠保證我國按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又能夠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率，是符合我國長期發展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的。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包心鑒：協商民主是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內核】
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包心鑒撰文指出，協商民主是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內核。作為一個專門協商機構，人民政協組織就是發展協商民主的重要載體，人民政協工作就是發展協商民主的工作。一是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人民政協的重要職能是組織參加政協的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以及各界代表人士開展民主協商活動；人民政協在本質上是一個實行協商民主的組織機構。二是開展民主協商是人民政協工作的基本方式。民主協商、求同存異，是人民政協工作的基本原則；廣泛征求意見、盡可能達成共識，是人民政協工作的基本目的。三是團結和民主是人民政協工作的兩大主題。人民政協的一切工作都圍繞這個主題，體現民主精神；人民政協發展協商民主的過程，就是在充分民主的基礎上尋求共識的過程，也是在充分民主的基礎上加強團結的過程。四是人民政協為發展協商民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通過人民政協組織的政治協商活動，可以把協商民主提升到國家政治制度層面。
摘編自《人民日報》
【托馬斯·皮凱蒂：高度集中的財富須通過社會與法律途徑來重新分配】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表示，高額累進稅是減少貧富差距的一個有效措施。事實上，有點差距有益于刺激經濟發展，但太大的差距就會產生社會問題。從歷史來看，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的貧富差距過于巨大，這樣的差距是沒有社會與經濟的必要性，只會引起社會危機。這一差距由于戰爭、經濟危機以及各國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與高額累進稅而有所減少。減少極小部分人的巨額財富不僅沒有阻礙經濟發展，反而由于刺激中產階級的上升導致了戰后的經濟繁榮。
因此，高度集中的財富必須通過社會與法律途徑來重新分配，繼承財富的子女們也未必個個是出色能干的人。國家必須通過法律途徑在這一方面進行協調干預，同時也需要對整個社會福利機制進行簡化與現代化。法國特別需要這樣的改革。
摘編自《環球時報》
【胡必亮：國家經濟發展的根基在不斷加固】
北京師范大學新興市場研究院院長胡必亮教授指出，從2014年前三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來看，我們長期以來所說的“弱勢群體”包括比較的弱勢的行業和地區正在由弱變強，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根基在不斷加固。首先，西部發展加速；其次，民營經濟發展加快；再次，農業發展加力。這三個“弱勢群體”都在加強，非常有意義，這說明我們國家發展的根基在加固。
摘編自光明網
【趙曉峰：村莊內生資源對于正式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補充作用】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村社會研究中心趙曉峰指出，在中國農村基層的治理實踐中，一旦簡約主義治理的內在機制遭到了致命的破壞，“當地人治理當地人”的“準官員”制度被打破，或是“化公為私”及“公缺私補”等治理技術失去了實踐價值，正式治理無法從村莊內部獲得內生資源的支持，基層治理就會走彎路，地方社會秩序就會陷入混亂無序的非理想狀態。
村莊內生資源對于正式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補充作用，中國農村基層治理體制的變革必須考慮到政權建設的社會基礎問題。就當前的情況來看，“考慮到小農經濟和村莊將長期存在，簡單地以西方科層制化的福利國家模式，不見得能夠解決政府轉型中的實際問題。” 因此，應該嘗試構建一種新型的簡約主義治理模式，使村莊內生資源能夠發揮出真正的實踐價值，以農村社區建設為中介，推進當前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
摘編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