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立法治國、智庫、社會共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文化創新、"請民做主"、信用消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丁偉：立法先行凸顯了新時期治國理政的新常態】
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法學教授丁偉認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多年遺留下來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大多觸及深層矛盾和沖突，難以擺脫利益失衡、體制失靈、機制惰性、法制滯后的掣肘，部分現行法律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突出，立法不能再僅僅是對現有社會關系的確認，充分發揮引領改革發展的引領作用，對改革發展做出頂層設計已成為新時期立法的主要功能，立法先行已成為治國理政的新常態。《決定》審時度勢，在提出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的同時，明確要求立法要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并對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堅持立改廢釋并舉，增強法律法規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推進舉措，確保善治具備良法的前提。
摘編自《文匯報》
【達巍：不走西方智庫老路】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達巍認為，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實行的是兩黨制，社會上有各種聲音和利益集團合法存在，并通過智庫和游說組織將不同的利益和訴求輸送到政治決策過程中，這是美國的政治體制。我們不應復制這條智庫運作道路。以研究為中心、以政策為中心與政府保持密切關系的智庫體制，更符合中國實際。
智庫其實并非新鮮事物，而我們要建設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卻屬于新生事物，既不同于中國古代依附于某種權勢的門客、謀士、軍師一族，也不同于國外的所謂獨立研究機構。因此，尚偉提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不能簡單套用“國際”標準，而應突出“中國特色”。當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角色定位和建設標準尚不明確，還需進一步深化研究。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齊衛平、王可園：社會共識是社會良性運轉的精神前提】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齊衛平、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生王可園共同撰文指出，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廣泛凝聚社會共識，使多方力量共同獻計獻策，貢獻力量。社會共識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凝聚正能量，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保障。第一，大力發展均等、普遍的民生服務，縮小貧富差距，為社會共識的構建造就共同的經濟生活基礎。第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社會共識的構建提供制度保障。第三，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力，為社會共識的構建提供精神支持。第四，加強主流媒體傳播效果，為社會共識的構建提供輿論引導。
摘編自《解放日報》
【靳玉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文化創新的三個維度】
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靳玉軍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凝聚全國各族人民思想共識的靈魂，是當代中國人民的價值共識和精神追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核心。它不僅傳承了中國傳統優秀文化，而且體現出與時俱進的精神特質，具有重要的文化創新意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創新，體現在三個維度：在文化張力上，表現為國家、社會與個人的相依相生；在文化時序上，表現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兼容并蓄；在文化視閾上，表現為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和諧共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定位、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確立以及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展現，生動地凸顯出文化創新的三個維度：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蘊蓄著國家、社會與個人相依相生的文化創新。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包含著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創新。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展現著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和諧共存的文化創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深層次上表現為三個維度的文化創新，因為只有創新才能使其獲得鮮活而持久的生命力，也唯有創新方能贏得人們的普遍認同和切實踐行。
摘編自《光明日報》
【王穎智:"請民做主"取代"為民做主"】
湖北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穎智指出，隨著我國社會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社會呈現出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特征，單一的地方政府治理已不能滿足社會公眾對社會治理的需要，提升地方政府社會治理能力必須要用“請民做主”取代“為民做主”，迫切需要發揮社會組織和積極公民的作用。
構建政府主導、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的合作協商機制，關鍵是確立社會力量在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一方面，實現地方政府與社會組織、公民之間主體地位的相互認同，地方政府要逐步釋放社會組織成長的空間，承認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同時，認同公民在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尊重公民的社會權利，創造條件讓公民以治理主體的身份參與社會治理。另一方面，明確地方政府與社會組織、公民在社會治理中的責、權、利，劃分地方政府、社會、公民在社會治理中各自的權力空間、責任邊界，更好發揮各自的獨立功能，激發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和活力，實現多元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此外，提升地方政府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能力，建立和實施社會治理的動態考核評價體系，確立憲法和法律在社會治理中的最高權威，保障社會持續發展。
摘編自《中國教育報》
【馬龍龍：信用消費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消費增長的有效手段】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馬龍龍認為，信用消費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消費增長的有效手段。首先，信用消費會對消費者心理產生一定影響，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儲蓄偏好型國家，人們對于消費總是持保守態度，當使用信用卡付款時，消費者因親眼目睹貨幣不斷減少而帶來的焦慮感會相對降低，久而久之，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大眾消費習慣，激發消費偏好心理。其次，從通脹角度講，信用消費是一種經濟的消費方式。當期消費可以在下一周期付款，這一過程中消費者避免了因貨幣貶值帶來的損失，獲得了信用紅利。舉例來說，假定消費者在1月1日購買了價值1000元的商品，規定于2月1日付款，如果1月份的通脹率為1％，那么到2月1日，這件商品的實際價格已經上漲到1010元，而信用消費者仍然只需要支付1000元，這一過程中信用消費者便獲得了10元的價差。因此，推廣信用消費于國于民均有利可圖。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