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教師教育、居民自治、黨內選舉、中國協商民主走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工業文明、法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董奇：教師教育的價值定位與價值追求】
北京師范大學校長董奇指出，我們要進一步推動教師教育的價值轉型，切實履行好自身的神圣使命，培養造就更多的好老師。教師教育作為中國特色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進一步明確自身的價值定位和價值追求。教師教育應該清楚地意識到，自身的價值定位在于自覺增強中國意識，承擔起自身的社會責任，把目光由緊盯著所謂的國際先進經驗，轉向提供具有現實針對性的本土關懷，努力辦出中國特色來；應該清楚地意識到，自身的價值追求在于，把重點由培養手段和技術的創新，轉向面向中西部和農村的教育觀念的革新，真正培養出在當地能夠留得住、干得好的優秀老師，實現教師教育在價值層面上的創新發展。教師教育作為中國特色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進一步找準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著力點。教師教育作為中國特色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進一步創新培養模式和培養方式。一是正確處理好教師教育專業性與通識性之間的關系，推動學科教育與教育學科之間的融合，進一步提升教師教育的層次，形成學士—碩士—博士三位一體的高水平教師培養新模式；二是要轉變培養方式，高度重視我國師范教育目前人才培養過剩和針對性不強的現象，正確處理好培養與培訓的關系，實現教師教育培養方式的變革。
摘編自《光明日報》
【徐勇等：居民自治要遵循規模適度的足赤原則】
華中師范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長徐勇等共同撰文指出，當前以社區居委會為核心的居民自治造成自治單元規模過大，居民自治的直接性、群眾性難以實現，進而降低了居民自治的效率、效能和效力，這就對城市居民自治的有效實現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近些年，武漢、廈門等地為了回應居民需求，紛紛探索街巷自治、小區自治、樓棟自治等多種居民自治實現形式，而這種自治實現的基礎是規模相對較小，便于直接參與和自治。第一，街巷、小區、樓棟這種自治單元的自治性更強。第二，街巷、小區、樓棟這種自治單元的自治成本相對較低。最后，街巷、小區、樓棟這種自治單元便于培育居民自治。總之，從規模而言，社區的規模最大，小區、街巷、院落次之，樓棟最小，而不同的規模也呈現出不同的自治特點。社區作為法定的自治單位，主體地位明確，能夠有效地整合資源，實現“規模效益”，但是這種自治行政有余，自治不足，尤其是自治的群眾性不足；以小區為單元的業主自治其規模相對于社區較小，所以自治性大大增強，但是由于自治主體的半開放性，所以就限制了自治的廣泛性，可以說這種自治是一種有限制的居民自治。院落、街巷自治雖然更有利于自治的群眾性、直接性和廣泛性，但是依賴于特殊的地理環境和長期的共同生活體。最后，樓棟自治雖然規模小到便于自治，但是由于資源匱乏，自治的廣度和深度不夠，于自治內容而言，自治的廣泛性不足。
摘編自《東方早報》
【許耀桐：黨內選舉必須建構科學可行的制度機制】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許耀桐認為，當前，不可否認中國存在著嚴重的腐敗現象。其中，最為嚴重的腐敗當屬跑官要官、買官賣官、任人唯親、官職恩賜的組織人事腐敗案件。現在重要的是把黨內選舉的車輪轉動起來，讓黨內選舉的風氣張揚起來。只有確立了正確、科學的選舉干部的制度機制，才能從根源上把其他的不正之風制伏下去，使其銷聲匿跡。以下建構黨內選舉五大制度機制的相關建議：一是選舉工作委員會制度。二是候選人提名和遴選機制。三是候選人競選制度。四是差額選舉和無記名、秘密投票規則。五是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制度。以上五大制度機制的設計，涵蓋到了黨內選舉的方方面面，在符合黨章規定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增加了選舉的合理的具體步驟、細節，且具有可操作性。當然，還可以在這個大框架下，進行更為具體的補充、細化。
摘編自《理論探索》
【鄭言、馬雪松：中國協商民主必須發揮優勢，走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鄭言、吉林大學行政學院馬雪松共同撰文指出，中西協商民主是兩種不同的協商民主。總結中國協商民主的成功經驗，探尋中國協商民主獨特的發展邏輯，進一步發揮中國協商民主在協商的廣泛性、多層次性與制度性方面的突出優勢，堅定走自己獨特發展道路的信心和決心。首先，中國協商民主的發展必須始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其次，中國協商民主的發展需要進一步擴大主體范圍，增強協商參與者的代表性。最后，中國協商民主的發展需要進一步提高制度化、程序化和規范化水平。中國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更加豐富深刻的內涵和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們完全有理由、有信心、也有能力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發展之路，更好地推動我國協商民主的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從而充分展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越性。
摘編自《光明日報》
【曹瑞臣：在歷史的坐標中反思工業文明】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曹瑞臣認為，兩個半世紀前，英國率先開啟了工業革命，走向現代工業文明社會。兩個半世紀以來，我們見證了啟蒙理性主導下的工業文明帶給人類的偉大成就和進步，也目睹了現代性價值觀自由放任下社會的扭曲。一、前工業革命時代的“快樂英格蘭”。“南海泡沫”反映了長期以來英國經濟的繁榮已使英國成為典型的金錢崇拜社會，全民都陷入瘋狂的股票投機和追逐財富的資本游戲中，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資本主義成長年代人性的貪婪和為金錢所奴役的畫面。二、工業革命聚財于富。工業革命后，國家的繁榮、財富的增長并沒有惠及社會所有階層，相反，工業革命后英國出現財富分配嚴重不均。工業化之后迅速強大起來的英國，最大的受益群體是貴族與中產階級，而下層日益陷入貧困，工業化的偉大成果是以犧牲工人階級利益為代價的。三、工人階級陷入“邁達斯災禍” 。在工業化后的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們面臨的巨大災難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1、工人階級收入普遍較低。2、居住環境惡劣。現代工業文明的出現，將人類征服自然的欲望發揮到極致，正如杜維明指出的，現代社會把人的物質貪欲視為進步的動力和創新的源泉，從而引發人類欲望和貪婪的無限放縱。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經濟主義、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崇拜，已經給當下現代文明發展帶來嚴重困擾，資源的日益枯竭、生態危機的惡化，迫使當今的我們不得不對工業文明價值觀進行反思。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萬銀鋒：建立對法律的認同、對法治的敬畏任重道遠】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萬銀鋒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立法工作逐步加強，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已制定出10多部法律，國務院也制定了700多部行政法規，各級地方人大制定了4000多部地方法規，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國家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基本上進入了有法可依的狀態。但從傳統人治社會向現代法治社會轉變，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制度健全和完善的過程，重要的是一個全民思想覺悟、文化觀念迅速嬗變過程。實事求是地講，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很多人的觀念并未實現“華麗轉身”，特別是對法律認同感、對法治敬畏之心并未真正建立起來，尤其是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包括領導干部人治觀念依然根深蒂固。由此導致的最直接后果，一方面是人民群眾對法治的敬畏意識并未建立起來，紅燈面前一窩蜂的“中國式過馬路”、“信訪不信法”、“走關系”強于“走程序”、拼實力不如“拼爹”等現象并不少見；另一方面是已經制定的法律得不到嚴格執行，法律實施機制某些環節失靈，執法過程中存在大量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這就迫切需要我們清醒認識法治精神缺失、法治信仰孱弱給依法治國帶來的阻力，把提升全民敬畏法治、信任法治、遵守法治、捍衛法治意識，放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全局中突出考慮，持續發力，久久為功，以全體人民的崇高法治信仰，開辟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景。
摘編自《河南日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