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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必新:應將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轉變為全國人大的決定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將全面深化改革決定轉變為全國人大的決定、政府事權、市場經濟、邊疆民族地區公共安全治理、政府與市場關系、掃除官場“逆淘汰”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江必新:應將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轉變為全國人大的決定】

  中央紀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江必新指出,通過法治來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是一個具有內在矛盾的命題。法治化要求穩定性、持續性、規范性,強調的是不變;而現代化是不斷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強調的變。這種沖突和矛盾已經從現實問題中顯現出來。當改革涉及部門利益或是地方利益的時候,部門和地方就以有法律規定、堅持法治原則為托辭拒絕或回避改革。因此各行各業都在推行改革,但改革仍舉步維艱。應當將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轉變為全國人大的決定。理由有三:1.從文件性質來看,《決定》代表執政黨的意志,其對改革的規劃和布局充分體現了執政黨的政策和主張。2.國家治理現代化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體制機制的重構和變革,這些制度相互關聯、彼此影響,需要統籌規劃、整體推進,哪一個環節出現問題或是發展滯后,都會阻礙總目標的實現。3.如果按照一般程序逐一修法,就全國人大的立法進度而言,恐怕需要幾十年的時間。

  摘編自《行政管理改革》

  【方世榮:政府事權要更加規范化、法律化】

  著名行政法學家、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方世榮認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是一個系統工程。首先要牢固樹立公權力受法律約束的理念。有些行政機關的首長和公務人員是欠缺這種法治理念的,因而時有發生以言代法、以權壓法、超越權限、濫用職權、隨意決策等現象,這必須通過法治教育、工作制度、責任追究等來著力加以扭轉。依法行政當然要依法限權。這就必須做到:其一,在權力來源上加以控制,行政權力的設定要貫徹法律保留和法律授權的原則。其二,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其三,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進一步科學劃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明確政府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這有利于消除權力設租尋租空間。其四,把加強對政府內部權力的制約,作為強化對行政權力制約的一個重點。其五,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摘編自《湖北日報》

  【高波:為中國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配上一份“法治保險”】

  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指出,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我們不但收獲了舉世矚目的“發展紅利”,也必將持續收獲更多的“治理紅利”。歷史已經證明,黨的正確主張上升為國家意志、轉化為治理行動,每每在重大歷史轉折關口帶來巨大政策利好。要全面深化改革、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必須全面防止“政府失靈、市場失靈”,由執政黨負責任地作好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給中國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配上一份“法治保險”。由此,可以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調整利益格局,打破利益藩籬,面對多元利益訴求定分止爭,維護公平正義,促進共同富裕;可以全面推進簡政放權,大力推動政府自我革命,向人民群眾公開權力清單、負面清單和責任清單,讓回歸“為民、務實、清廉”的公仆本色和公益本位獲得法治保障;可以加快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肯定的是,當四中全會提出的18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一一“落地”,不斷指引中國的長期執政黨走上強黨之路的新征程,“法治中國、幸福中國、清廉中國”等美好藍圖必將成為現實!

  摘編自《經濟日報》

  【李俊清:推動邊疆民族地區公共安全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李俊清認為,多年來,邊疆民族地區各級政府及其他社會治理主體,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民族團結,鞏固邊疆安全,一直積極努力防范和化解各類社會矛盾,應對各類公共危機事件造成的挑戰,并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經驗和顯著的成效。因此,邊疆民族地區需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不斷完善本地方的應急管理體系。(一)嚴厲打擊暴力恐怖勢力。首先,要結合打擊暴恐活動的專項行動,構建預防和打擊暴恐勢力的群防群治機制。其次,要加強宣傳工作和輿論引導,切斷暴力恐怖勢力思想滲透的渠道。再次,加強國際反恐合作,壓縮暴力恐怖主義勢力的國際生存空間。(二)積極探索化解影響社會安全各類矛盾的長效機制。1.創新邊疆民族地區公共安全治理理念。2.積極推動教育事業發展,加大力度解決就業問題。3.加快推動邊疆民族地區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與市場機制完善,將全體國民整合成牢固的利益共同體。4.加強國家認同、公民意識和法治觀念教育。5.規范和引導宗教活功。第六,積極創新社會管理體制與機制。維護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穩定,必須要通過社會治理創新,夯實基層工作。

  摘編自《中國行政管理》

  【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語境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指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并不是僵化、一成不變的,這不僅取決于政府職能和市場作用本身的定位,還取決于國家發展的階段性與歷史性。政府與市場是一對重大關系和突出矛盾,對它們關系的認識和處理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反復試錯的過程。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的力量一步步得到釋放。我們應當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與市場的“無形之手”,兩只手要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兩只手都要硬,“兩只手都要活”。同時,要以透明公開的秩序監督“有形之手”,保障“無形之手”。

  政府與市場是存在社會中的兩個主要方面,既對立又統一,單純依靠政府的“無所不能”,或者單純依靠市場這一種“萬能藥”,都無法從根本上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我們既要了解兩者之間的不同方面、不同作用、不同優劣,又要強調兩者之間的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它們的對立方面還可以轉化為統一方面。如果我們把一個經濟體比作一個人,那么有政府和市場的“兩只手”比只有“一只手”好,即“兩只手”優于“一只手”。歷史經驗也表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開始就不同于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濟轉軌,簡單地從“一只手(計劃)”轉向“另一只手(市場)”,而是轉向了“兩只手”,即混合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利用“兩只手”的優勢,也要避免“兩只手”的劣勢。

  摘編自《人民論壇》

  【姚桓:掃除官場“逆淘汰”,讓優秀人才脫穎而出】

  北京市委黨校教授、黨史黨建部主任姚桓認為, “逆淘汰”危害甚烈:它產生錯誤導向,打擊干部工作的事業心和積極性;惡化官場政治生態;損害干部隊伍形象。“逆淘汰”是時代主旋律中的噪音,是干部隊伍的腐蝕劑,是妨礙黨的偉大事業的負能量。如在用人上,“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而不受制約;推薦委任類干部以票取人,以分取人;干部政績考核內容籠統泛化,難以操作;考察干部工作失實失真;民主推薦民意測評方法不科學,等等。可見,深化改革,完善選人用人機制是杜絕官場“逆淘汰”現象的治本之策。改革時代呼喚人才,也提供了人才成長的沃土。完善選人用人機制,掃除“逆淘汰”,是完成改革大業的基礎性工作。做好這項工作,會使大批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為黨的事業增添無限力量。

  摘編自《人民網》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江必新:應將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轉變為全國人大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