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城市安全管理、創新的“管”與“放”、限制法官牟取不法私利、文化產業創新、行政決策風險評估制度、智庫外交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任遠：城市安全管理需用“維權”超越簡單的“維穩”體制】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任遠指出，從本世紀初以來，城市和國家公共安全管理的核心著力點是“維穩”。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更加凸顯，利益沖突激化，群體差異和群體沖突更加嚴峻，通過簡單性的強力“維穩”構成國家治理和城市管理的應對對策。而這種維穩性安全管理也越來越被證明具有局限性，甚至會出現“越維穩越難穩”的管理惡化。城市安全管理需要更加重視用“維權”來超越簡單的“維穩”體制，是一個改革思路的突破。在法治建設基礎上的“維權”才能保障公民權利，以及真正保證社會秩序的實現?！安忍な录眲t揭示出，要實現城市安全有序還面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城市安全和秩序不僅要重視維權，還要重視“維規”。要重視強化和遵守法治基礎上的規則規范，才能保證城市安全和秩序的運行。
摘編自光明網
【陳憲：創新不是“管”出來的，而是“放”出來的】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陳憲認為，政府在建設科技創新中心中的作用如何定位，這實質上是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問題。上海市主要領導在談到建設科技創新中心時指出，創新不是“管”出來的，而是“放”出來的。此言甚是。重要的問題是，現行體制中的政府，對“管”比較有經驗，盡管這些經驗已經大部分過時，而對如何“放”則不甚了了。這一方面需要從體制改革、制度創新入手，建立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政府官員思維方式變革、知識結構完善的要求。因為事在人為，體制、制度的變化和人有關，具體的政策性操作更與人有關。我們期待這兩個方面都發生積極的變化，以適應上海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需要。
摘編自《解放日報》
【孟勤國：限制法官牟取不法私利是司法改革的重點】
武漢大學法學院孟勤國認為，法官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內容，沒有公正的法官，絕無公正的判決。已經開始的法院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的改革，致力于為法官提供獨立審判的制度環境，以期最大限度地解除法官公正審判的后顧之憂。這一改革能否取得預期效果，取決于能否限制法官牟取不法私利。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賦予法官獨立審判權力的同時，必須建立防止法官濫用權力的機制，否則，審判獨立將導致更為普遍、嚴重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在這個問題上，只有錯案追究這一種事后控制是遠遠不夠的，需建立法官年資晉升和相對高薪的制度、建立法官個人和家庭財產透明的制度、建立法官及其近親屬特定行為監控的制度。總之，要給法官以足夠的體面，對法官以嚴厲的約束。舍此，任何司法改革的方案都難以有效實施。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范周：文化產業創新不能簡單地走傳統文化產業園區的老路】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范周、助理研究員楊劍飛撰文指出，中國文化產業創新實驗區的發展，不能簡單地走傳統文化產業園區的老路,需要創新思路,定好位，做好規劃，設計出一個創新發展的“合理區間”，形成“政策創新”的新常態：把實驗區建設成為文化產業改革探索區、文化經濟政策先行區、產業融合發展示范區，促進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發展，努力為全國文化體制機制創新提供新的經驗。
摘編自《前線》
【戚建剛：我國行政決策風險評估制度的反思與重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戚建剛撰文指出，我國現行行政決策風險評估制度的合法性危機之癥結在于缺失行政法的程序構造與制度理性。試圖以工具主義程序觀為中心來重構該制度的方案難以化解合法性危機，而以決策事項為邏輯起點，以程序正義為理念來重構該制度則是較為可行的路徑。對于具有客觀屬性的決策事項，需要運用偏向科學的“理性一工具范式”策略；對于體現主觀屬性的決策事項，則要運用偏向民主的“商談一建構范式”策略。以程序正義為理念，需要遵循避免偏私、合作式評估和信息公開等原則；對于核心制度，應構建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為主導的決策主體與評估主體分離制度、利益聲明和回避制度、評估咨詢制度和同行評審制度以及信息公開制度。
摘編自《法學》
【郝立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三向度】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郝立新指出，提升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教學和科研水準，首先，要有高度。要站在歷史的高度和時代的高度上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和回答問題，要有實踐的高度、理論的高度、思想的境界。其次，要有厚度。要有深厚的學術積累，有理論的深度、歷史的厚重感、分析的深刻感。再次，要有角度。這里所說的角度特指研究或看問題的立場和視角。
摘編自《光明日報》
【王莉麗：智庫外交為政府外交提供、試驗新思想】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新聞學院副教授王莉麗指出，智庫外交作為多軌公共外交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內與國際交流的一個平臺，在雙邊和多邊外交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對政府外交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二是提供并試驗新思想。政治家在大多數情況下無法發明新思想，即便有新思想，政治家們也需要政策專家對它們進行重新包裝與合法化。一些新思想可以通過不同國家間的“二軌”互動來測試其可行性與可接受性，特別是對那些敏感的安全問題。三是沖突問題的事前協商以及為一軌會談做準備。除了充當雙邊關系的“助推器”之外，智庫還通過組織對敏感問題的對話和對沖突各方提供第三方調停來承擔一種更加積極的第二軌道外交的角色。通過開展“二軌”外交，智庫從獨立于政府之外的政策研究機構，成為對國內、國際政策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權力機構。智庫或者作為政府外交努力的補充，或者作為當官方不適宜介入時的替代者，其所承擔的“二軌”外交功能有助于使缺乏溝通的國家之間、易發生沖突的地區和遭受戰爭破壞的社會建立和平、達成和解。
摘編自 察哈爾學會《公共外交季刊》
?。ü饷骶W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