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一帶一路”、核心價值觀、智庫與媒體、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農村教育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魏建國：“一帶一路”將是未來30年中國對外的大戰略】
商務部原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表示，“一帶一路”將會是未來30年中國對外的大戰略。面對美國提出的TTP、TTIP和亞太再平衡戰略，我國提出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沿用了鄭和下西洋的路線，通過一根線串起四個門，首先是東門，有新東門、老東門，然后從東門到阿門，阿拉伯國家，又從阿門到非門，從非門到歐門，沿途13個國家，94個城市和地區，每個城市都要建港口、鐵路、碼頭，工業開發區，港區聯動。根據現行定律，比如地鐵，只有環形才能形成效益，二環、三環、四環，一帶一路首尾相接，出發在中國，尾在哪里？就是習近平主席首訪歐洲去的地方——荷蘭阿姆斯特丹。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通過連云港、徐州、西安、青海、烏魯木齊，從那邊過去，通過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德國，最后也到了阿姆斯特丹。光環形還不行，還有網狀。
“一帶一路”對于中國民營企業是機遇。在“一帶一路”的布局下，每一個地方都可以看作是驛站，習主席提出五個通，首先，是驛站的政策通，貨幣通，我們設立了金磚銀行、互聯互通銀行，此外，還要道路通、貨物通，最后達到人相通。推動民營企業走出去，未來投資需要60萬億美金，“一帶一路”的布局將是長遠的。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郗戈、張梧：弘揚核心價值觀要實現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郗戈、張梧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涵養”作用，關鍵在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主體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象是傳統文化，中介是文化生活和精神生產。 核心價值觀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關鍵在于采取合理的文化轉化模式，將“返本開新”的傳承模式與“積累式”的創新模式結合起來。 核心價值觀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關鍵在于集傳承、創新于一體：以文化傳承涵養文化創新，以文化創新深化文化傳承，以創造性轉化推動創新性發展。
摘編自《光明日報》
【孫廣遠：智庫與媒體相互融合的四條途徑】
求是雜志社孫廣遠撰文指出，智庫與媒體當然各有其獨立性，智庫就是智庫，媒體就是媒體，它們有著不同的功能定位。但它們之間同樣具有兼容性。就其主要功能來看，它們具有兩大共性：就成果的傳播方式而言，現代智庫具有一定程度的媒體功能。就傳播的影響力而言，權威主流媒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智庫功能。當然，相對于媒體，智庫的傳播能力、傳播功能顯然要弱；相對于智庫，媒體的研究能力、智庫功能也顯然不夠強。這是智庫與媒體融合的基礎，但與相互融合還相距甚遠。
智庫與媒體融合的實現途徑，可以是多樣化的。其一，媒體要依托自身基礎高起點建設“媒體型”高端智庫。其二，智庫要抓住新媒體異軍突起和媒體融合發展的歷史機遇，以智庫為依托建設“智庫型”媒體，打造媒體高地，推動智庫升級。其三，智庫與媒體應積極尋求相互融合發展的空間。其四，智庫與媒體的融合發展，需要高層重視，有關部門協調、指導。
摘編自《紅旗文稿》
【李大偉：提升全球布局能力，構建以我為主的國際分工體系】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李大偉指出，2014年，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總規模在1400億美元左右，已超過我國利用外資的規模。但這并不意味著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減弱，但其作用機理正在發生變化。我國正處在由價值鏈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過程中，對研發、營銷、品牌建設、專業服務等領域的需求迅速增長。外資進入對激發本土企業特別是服務業企業的創新活力，提高國內服務業整體發展水平，具有明顯推動作用。
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將不斷增強。我國民營企業和制造業大多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不具備在全球范圍布局生產網絡的能力，國際化經營能力較強的企業大多是大型能源礦產類企業。因此，我國企業“走出去”相對集中于能源資源領域，以保證我國能源資源供應安全。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的國際競爭優勢逐步削弱，主動“走出去”參與東道國基礎設施建設，在海外布局研發中心、市場網絡和生產基地，培育品牌、技術、質量、營銷渠道等綜合優勢，成為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必然選擇。因此，未來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更多是為了提升全球布局能力和國際化經營能力，最終構建以我為主的國際分工體系，實現從價值鏈中低端向中高端躍升。
摘編自《人民日報》
【陳永弟：以結構化的改革釋放結構性的活力】
上海市閘北區政協主席陳永弟撰文表示，社會治理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不外乎三個，即人是核心，重心在城鄉社區，關鍵在體制創新。去年上海市委歷經一年深入調研，形成的一號課題“1+6”文件成果，不僅直面當前基層社會治理所面臨的問題挑戰，用制度化的創新謀求制度性的破題，更著眼整個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系統打造，聚焦體制、基層和人這三大治理要素，以結構化的改革釋放結構性的活力，為實現特大型城市的長遠有效治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務之急，不僅要把前一階段廣泛熱議市委一號課題的溫度，轉為全市上下自覺抓落實的熱度，更要像抓經濟創新驅動、轉型發展一樣，積極在實踐中探尋和遵循社會治理創新轉型的規律，讓頂層設計釋放出來的改革活力，不斷化為基層治理向前推進的持久動力。一是要像堅持市場導向一樣，堅持社會治理的需求導向。二是要像激活企業主體一樣，激活社會組織這個重要主體。三是要像抓經濟發展滿意度一樣，抓社會治理的滿意度提升。
摘編自《文匯報》
【鄔志輝：發展農村教育有利于維護國家糧食安全】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鄔志輝指出，沒有良好的基礎教育做基礎，沒有農民的職業化，農業的現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同樣，沒有高質量的農村教育做保障，即使有職業化農民，也會因子女教育問題而迫使他們離開農村。發展好現代的農村基礎教育，不僅有助于留住一批有能力的人從事農業生產，確保國家糧食安全，還有助于加強新農村建設，讓農民在農村就地過上城市的現代化生活，更有助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26城鎮轉移，整體提升城市人口的質量和城鎮化的質量。大量研究表明，投資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比投資經濟發達地區能夠獲得更大的收益。農村教育是農民、農業、農村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教育作為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和動力機制，必須著力于提升國民素質，特別是農村人口和弱勢群體的綜合素質。
摘編自《中國教育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