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新常態、北京決策”影響世界、主流意識形態、社會組織、“老漂”問題、公共外交十大論爭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鄭功成：法律規范的缺乏已構成社會組織發展瓶頸】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表示，現代社會,社會組織(或稱非營利組織)是與政府部門、營利組織并列的三大系統之一,是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途徑,也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政府簡政放權與職能轉換的相關公共職責需要社會組織承接,公民有序參與國家社會、政治、文化事務離不開社會組織這一載體,城鄉居民日益增長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需要依靠大量的社會組織提供。因此,大力發展各種社會組織,已經是我國快速走向現代化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然而,我國迄今還沒有一部社會組織法,僅僅依靠有關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規范。這些法規主要是規范登記程序的,既缺乏對社會組織權益保障的法律規范,也缺乏對社會組織與其他組織及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規范。法律規范的缺乏,已經構成社會組織發展瓶頸。實踐中,社會組織亦存在諸多迫切需要通過法律規范才能解決的現實問題。
摘編自《法制日報》
【胡鞍鋼：中國經濟有時有勢 “北京決策”影響全世界】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指出，中國的“兩會”業已成為世界性話題，因為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體，如同1913年美國取代英國，中國如今取代了美國，中國還是世界140個國家和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又是其他幾十個國家或地區的第二大、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自身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利益相關方，它的走向，所謂“北京決策”（指《政府工作報告》）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全世界及各個角落。的確，今日之中國已經站在世界舞臺的中心，向全世界展現欣欣向榮、生機勃勃，充滿活力與創造力的中國。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新常態，總體基本方向沒有變，既有時（仍處戰略機遇期），又有勢（處在全球上升通道上）；既有有利條件，也有不利條件；既有機遇，也有挑戰；既有動力，也有壓力。但是有利條件多于不利條件，機遇大于挑戰，壓力可以轉化為動力。
摘編自 光明網
【張卓元：尋找新動力，穩步進入新常態】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卓元撰文指出，新常態不完全是速度換擋，更主要的是經濟要轉型。經濟轉型主要是發展方式的轉變及經濟結構的優化，同時，居民收入水平也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得到同步提升。認識經濟新常態，就要正確認識新常態的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要努力尋找新的增長動力。首先，必須更加重視創新驅動發展，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其次，要深化改革，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不竭的動力，使我國經濟在新常態下持續健康運行。
摘編自 光明網
【姜輝：主流意識形態要增強自信】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黨委書記、研究員姜輝認為，當前，是進一步鞏固和創新主流意識形態的大好時期。十八大以后黨和國家事業的新發展、新變化、新成就、新氣象，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鞏固、創新、提升、拓展，提供了大好機遇和廣闊空間；主流意識形態的鞏固和提升，又促進全面深化改革事業的發展。主流意識形態要增強自信，要大有作為，在新的實踐中進一步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一是積極推進黨的指導思想創新，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二是增強主動性和引導力，加強對非主流意識形態的駕馭和整合。三是堅持理論自信與獨立，積極推進話語權和話語體系建設。四是兼收并蓄、汲取精華，擴大主流意識形態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摘編自《人民論壇》
【畢宏音：解決“老漂”問題需家庭、社會與國家共同發力】
天津社會科學院輿情研究所畢宏音指出，“老漂族”作為中國家庭生命周期新變化的產物，有著合理基礎，解決“老漂”問題不能只靠任何一方加以紓解，而需家庭、社會與國家共同發力：其一，創設文化互融的家庭氛圍。家庭變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首先需要通過當事人之間的文化交流與文化互動來化解；其二，重構社會信任機制。充分發揮相關專業性服務機構及個人的職業化優勢，緩解家庭撫育壓力，將更多的“老漂族”解放或部分解放出來。同時，還要培養中國人的現代育兒觀，經由引導，讓更多掌握科學和專業育兒技能的人為大眾造福。其三，完善福利保障制度。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維護者，應承擔“老漂族”的社會保障責任。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趙可金：公共外交的十大論爭】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系學系副教授趙可金指出，近年來，作為一個熱點話題，學界對公共外交的討論一直非常熱烈。透過學界熱烈的討論，不難發現學界對公共外交抱有強烈的“救世”和“資政”的實用目的，折射出學界對公共外交抱有的經世致用的情懷。通常的情況是，學者在觀察外交實踐的過程中，發現開展公共外交的意義所在，然后從公共外交的概念、理論和規律入手，尋求解決和優化外交事務的戰略、政策和策略，最后評估一些公共外交的可能效果。相比之下，對公共外交現象背后的純學理研究、對不同國家公共外交實踐的比較研究以及對典型案例的科學定量研究非常薄弱，具有歷史厚度的基礎研究還有待加強。關于公共外交存在十大爭論。
爭論之一：公共外交的緣起；爭論之二：公共外交的內涵；爭論之三：公共外交的理論核心；爭論之四：公共外交的普世性與特殊性；爭論之五：公共外交是科學還是藝術；爭論之六：公共外交戰略；爭論之七：公共外交的比較；爭論之八：公共外交的效果評估；爭論之九：公共外交的學科定位；爭論之十：公共外交專業建設。
摘編自《清華大學學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