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新常態下政府金融體、中國經濟新常態、情緒管理、四個全面、經濟新活力、媒介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陳經偉:經濟新常態下政府在金融體系中的五個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陳經偉認為,經濟新常態下，政府作用于金融體系的機制和內容至少有以下方面：首先，執行貨幣發行、幣值穩定和金融穩定等國家金融管理和宏觀經濟調節職能。第二，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法治建設。第三，政府金融規制改革和金融規則相協調。第四，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第五，構建社會信用體系與推動中國征信業發展。
摘編自《光明日報》
【石建勛：中國經濟新常態是進行時而非完成時】
國家社科基金決策咨詢點首席專家、同濟大學財經研究所所長、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石建勛表示，無論從理論和現實考察，還是從國內外環境和條件變化的分析判斷，中國經濟新常態是“進行時”而非“完成時”。這是因為，一方面，新舊常態轉換是一個緩慢復雜的過程，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傳統的動力和新的動力正處在一種膠著的狀態，一些地方政府對增長率的崇拜和熱衷于大拆大建的舊習慣短期內也難以根本改變。這將導致未來三五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出現波動。這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必然要面對的困難和問題。引人注目的是，一季度中國經濟克服各種困難向世界交出了靚麗的答卷：經濟增長率小幅回落至7%，但較去年第四季度增長了1.35%。在經濟運行困難比去年增多、經濟下行壓力比去年加大的復雜形勢下，7%的增長率與政府確定的年度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吻合，依然處于合理區間，這實屬不易，在全球范圍內仍屬“高速”。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沒有變，中國經濟正在平穩從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不可逆轉地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
摘編自《文匯報》
【王麗萍：情緒管理已成為國家治理的嶄新維度和重要內容】
王麗萍撰文表示，怨恨情緒常常不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與民粹主義被簡單理解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妖魔化有關。國家治理已經越來越難以擺脫社會情緒的困擾，情緒管理（emotional governance）也因之而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其中，個人、社會（一定程度上或可具體化為家庭及其他不同類型的群體或社會組織）和政府機構都應承擔各自的情緒管理職責。
怨恨以及其他消極社會情緒似乎已主導了人們的情緒生活和社會公共空間，從而也提出了有關政府管理的諸多新的思考方向。在政策層面，基于情緒的信息價值而制定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回應民眾基本關切，對于解決實際問題、紓解公共情緒，特別是因一些具體問題而產生的社會情緒至關重要。同時，政府管理還要避免遷就民眾不良情緒，避免使公眾不合理的要求影響決策過程和結果，導致消極社會情緒的惡性循環；在制度層面，建立穩定和暢通的溝通渠道有助于民眾情緒和情感的自然而全面的表達，是政治溝通過程中消除情緒赤字、實現有效的情緒管理的重要途徑；在價值層面，應超越“微政治”關切，以充實、明確、穩定和富有吸引力的社會共有價值引導人們重視情緒的自我管理，并在具有反思性的公共空間對個人際遇進行理性思考，在培育和涵養包容性公共文化的過程中抒發情緒，成為一個有情緒但更理性的政治人。今天的社會已經不可避免地處于一個“情緒時代”。由于情緒具有深刻的社會性，以及在“個人麻煩”與“公共”問題之間建立聯系的重要功能，情緒管理已成為國家治理的嶄新維度和重要內容。關注怨恨情緒的適應價值、信息價值和溝通價值，發掘這種消極情緒的積極效用，有助于找到解決這一情緒癥候的有效路徑，并在有效的情緒管理中改進國家治理。
摘編自《中國圖書評論》雜志
【任立亞：“四個全面”是歷史現實未來的辯證統一】
南京炮兵學院大校、教授任立亞認為，“四個全面”不是固定時，而是運動時、發展時。這就是說，“四個全面”是歷史的、現實的，也是未來的。歷史—現實—未來，是“四個全面”與時俱進過程中的三個重要關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事物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是由一成不變的事物構成的，而是過程的集合體。一切事物，只有經過一定的過程才能實現自身的發展。既然是過程，就有歷史、現實和未來三種狀態的存在。“四個全面”也是如此。從“四個全面”的內在邏輯來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中國夢的“中點”，在“四個全面”中起著目標導向作用，它本身就是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統一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夢是歷史的、現實的、未來的。”其他三個“全面”都是著眼全面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立足現實的具體舉措，它們如三駕馬車，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四個“全面”必將與時俱進，動態更新，呈現出歷史、現實、未來的辯證統一。
摘編自《前線》
【隆國強：釋放經濟新活力，實現以進促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認為，全面推進改革實現“以進促穩”。以改革釋放增長活力，是以進促穩的根本途徑。從歷史經驗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經濟增長陷入低谷，銀行不良資產大幅上升。面對困難，中央有序推進了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住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同時加快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釋放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活力與潛力，不僅克服了短期經濟困難，而且有力推動了結構升級，迎來了此后的“黃金十年”。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階段，以體制的變革與創新推動結構升級、效益提升的要求更加迫切。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運行效率提高的重要來源是工業化的推進，促進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從低效率的農業部門向高效益的非農部門轉移。隨著我國跨過劉易斯拐點，農業勞動力大規模對外轉移潛力已經不大，今后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主要依靠非農產業效率提升（如技術進步、管理改進等）和資源在非農產業間重新優化配置，這就要求我們在相關體制改革上盡快取得突破。我們要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戰略部署，加快推進科技創新體制、農村集體用地制度、國有企業、政府管理體制等重大改革，才能源源不斷地釋放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新活力，推動結構升級與效益提升，實現以進促穩。
摘編自《求是》
【胡遠珍：媒介是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宣傳者和監督者】
湖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胡遠珍認為，當前，我國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期、改革的攻堅期、矛盾叢生的風險期，面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常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執政興國的重大戰略舉措。國家治理體系正在由“全能型政府”向“一體多元”轉變，形成政府主導、多元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社會公共治理體系。在這種新型治理格局中，媒介作為重要的社會治理主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媒介是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宣傳者和監督者。在社會公共治理中，多方合作共治的主要方面就是公共政策的科學制定與執行。公共政策涉及社會不同的利益主體及利益關系，涉及公共資源合理有效的配置，涉及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與增值等。當維護公共利益的政策出臺后，媒介會自覺通過多種渠道和多種方式向社會各界進行廣泛宣傳和解讀；當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公開的制定程序、過程，又違背了正當的公共利益時，媒介會履行社會輿論監督的職責，進行有效的社會監督。事實上，當下的中國社會，在各級政府高調宣稱要打造現代服務型、法治型政府時，其公共政策的出臺與執行確實是衡量政府是否有效的“試金石”，也迫切需要媒介的有效監督，倒逼各級政府加快自我改革與自我治理的步伐。
摘編自《中國教育報》
（光明網記者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