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進一步說，鄉賢為社會的道德倫理價值提供了支撐。中華民族的治理方法歷來非常獨特。傳統的社會治理中，縣以下不設衙門，沒有政府機關。那么鄉村怎么治理呢？靠的就是鄉賢。

　　我們一直依賴血緣。宗族關系建構起儒家的基本倫理。在這種人際關系中，社會迫切需要有經驗、有智慧、有道德的人，給予精神上的滋養，維護社會的秩序。鄉賢正是中華民族最基層的治理末梢，是社會不斷變化中那根不變的“定海神針”。有了這股穩定的支撐力量，社會才能更加井然有序地發展。

　　到了近代，中國在100多年里，經歷了“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這場令人震撼的變局，我們勇敢地走到了今天。21世紀，又有學者提出，近十年世界似乎又將面臨一場變局。由西方文明主導的歷史，將會產生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核心就是中國的崛起。

　　今天，中國成為一個工業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工業化，給農村、也給全世界帶來巨大的變化。比如在河南鄭州的富士康公司，來自河南農村的那些小伙子、小女孩，在那里每天生產蘋果手機。所以，當我看到蘋果公司CEO庫克在發布會上拿起蘋果手機時，心里不禁莞爾——這些都是河南人生產出來的。

　　中國改變了世界。可是我們自己又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呢？今天，如何尋找自己，成了最大的挑戰。也正是在尋找自己的過程中，中國鄉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即“空心化”問題。青壯年勞動力都外出打工，鄉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與此同時，鄉村的價值觀也呈現出復雜的變化。

　　而我認為，面對這些變化，鄉賢與鄉賢文化在今天又有了新的意義。

　　今天，價值觀的迷茫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對鄉賢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今天的鄉賢，不僅是過去飽讀儒家詩書的文人，更是有著新的全球意識、了解西方文化又了解中國傳統的人。

　　100年來，現代政府機構已經延伸到鄉村。對基層社會治理而言，傳統鄉賢需要承擔的功能，今天似乎已無必要。但是今天，價值觀的迷茫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對鄉賢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鄉賢在農村重建的過程中，在中國發展的內在動力中，起著尤為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把這些作用歸納為三個比喻。

　　第一，鄉賢是“黏合劑”。他們能把原本外出打工、離開家鄉的人，和本鄉的人重新黏合在一起，重新凝聚認同。

　　對家鄉的認同，歷來是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之一。我們是從家族認同，到鄉土認同，再到國家認同。剛才的演講中，因為一位送歷書的老奶奶，趙麗宏先生對家鄉有了一份永遠的記憶，此后他在任何地方，走得再遠，仍然把崇明當成家鄉，當成自己的根。這就是鄉賢形成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我是一個溫州人，但我生長在北京，聽不懂父親的溫州方言。每次父親和鄉親在家里聚會，我聽不懂他們的鄉音時，就覺得非常尷尬。我看到父親充滿感情地和他的老朋友緊緊握著手，用我不熟悉的方言，聊著關于家鄉的故事。這時候，我會有一種沖動，覺得自己作為一個漂在都市里的人，愿意學習溫州的文化，了解自己從哪里來。

　　有了黏合劑，中國人走得再遠，都會像風箏一樣不斷線。全球化的今天，幾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我們的同胞。他們一直保持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就是因為有這些“黏合劑”，把他們黏在一起。

　　第二，鄉賢是“轉換器”。在市場經濟體系下，現代的法律制度以西方契約精神為核心。這套法律制度怎樣與中國傳統的鄉土人情無縫融合，恰恰是中華文明未來發展的重要問題。所以我們需要“轉換器”。

　　今天的鄉賢，不僅是過去飽讀儒家詩書的文人，更是有著新的全球意識、了解西方文化又了解中國傳統的人。他們在經商、創業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的經驗。當他們回鄉時，愿意把這些經驗傳授給自己的鄉親，讓鄉親們可以融合中西文化，適應劇烈變化的全球化進程。我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尤其需要這種內部的穩定性。

　　第三，鄉賢是“安全閥”。時至今日，中國農村的變化可謂劇烈，各種價值觀、倫理觀碰撞交織。比如說中國傳統的孝道，現在正面臨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