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4周年特稿】

“四個全面”將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實現有機化

——四論“四個全面”與中國政治發展

　　作者：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鄭長忠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是通過推動權力主體的發展以及調整與規范權力關系，實現經濟與社會發展，從而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為可能。而推動權力主體發展以及調整與規范權力關系，從本質上說就是政治建設與政治發展。這就意味著，“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際上，就是通過推動政治發展，來達到戰略目標實現的目的。其實上，這一路徑是辛亥革命以來，現代文明構建所遵循的邏輯與路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演繹。既然是如此，“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也因此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得以發展，具體來說，就是推動了政治文明形態從要素生成階段向形態整體發展階段轉型，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的整體發展。

　　（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構建思維轉換

　　所謂政治，就是通過建構與運用公共權力，處理公共事務，以實現社會秩序與發展。從上述定義中，我們發現，對于政治來說，有三個關鍵內容：一是“建構與運用公共權力”，這是政治的主體內容；二是“處理公共事務”，這是政治的行動內容；三是“實現社會秩序與發展”，這是政治的目的內容。任何政治形態下，對于政治來說，這三方面內容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于上述三方面內容，政治形態建構所強調的重點以及所憑借的軸心是不同的，由此導致政治形態建構的邏輯與思維存在著差異。

　　作為后發國家，我們是在古典政治文明形態崩潰之后，通過長期博弈與探索，才建立起現代政治文明形態。古典政治文明形態崩潰，意味著作為政治的主體內容的公共權力的缺失。在這樣背景下，為了實現社會的秩序與發展，首先考慮的是建構公共權力。但是，建立什么性質的公共權力以及由誰來構建公共權力，就成為現代政治文明形態的構建的首要任務。經過各方博弈以及人民選擇，最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擔負起了建立國家公共權力的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公共權力的性質與實現形式也基本確定了，然而不久之后，防止公共權力變質，以及選擇與早期現代化組織化訴求相匹配的公共權力具體實現形式的命題又被提出。改革開放之后，為了克服與早期現代化建設建構公共權力的實現形式之弊病，中共中央就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從上述分析來看，從辛亥革命到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之前，我們在推動現代政治文明形態建立與發展過程中，主要都是以公共權力為軸心而展開的。

　　由于現代政治文明形態是從中國之外傳入的，并且是通過政黨來推動的，再加上建國之后的計劃經濟與單位社會，使社會主體性嚴重缺失，因此，黨建國家邏輯使建國之后的政治形態建構，主要是圍繞公共權力建構與運用中的政黨與國家關系處理而展開。然而，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主體要素基本生成之后，政治主體要素不僅僅只有政黨與國家，現代社會已經崛起了，因此，如何處理其中關系成為了公共權力建構與運行的新命題。誠然，在處理這一命題時，我們依然可以沿著之前邏輯與路徑展開，但是，我們可能會遇到一系列難于處理的理論與價值上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有新的思維與邏輯來應對這一政治上的新難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解決了這一難題。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是指基于有效處理各類公共事務而來安排公共權力的，因此，它的邏輯軸心是“處理公共事務”與“實現社會的秩序與發展”。這樣就使公共權力建構與安排有了現實依據，而不必陷入價值與理論上的爭論，從而實現了現代政治文明形態建構的邏輯轉換，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的一種表現，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整體發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與理論指導。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是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力量現代化的成果以法治方式予以確認下來。

　　（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主體要素發展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開始從主體要素生成階段，向形態整體發展階段轉型，或者說是形態整體發展階段開始。在形態整體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發展包含兩個方面內容：一是主體要素發展，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主體要素的功能得以充分發展。二是要素關系重塑，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主體要素之間關系通過重新調整，實現有機化。其實上，這兩方面內容是密切相關，或者說是相互促進的，只有要素關系得到重塑，主體要素才能得到充分發展，反過來，也只有主體要素充分發展了，重塑后的要素關系才能夠得以穩定下來，因此，我們在以下論述中，在有所側重的同時，也將會對此進行交叉分析。另外，“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上述兩方面內容的影響，是綜合性起作用的，因此，以下論述時，我們將結合“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所涉及的具體對策，對上述兩方面內容進行分析。首先，我們來看“四個全面”與主體要素發展關系。

　　“四個全面”與市場的功能與作用發展。雖然，只有經過20多年發展，市場經濟體制就在中國已經建成了，但是相對于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以及全球化對中國現代化發展要求來說，市場功能尚未得到充分開發，因此，充分發揮市場功能就成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一個重要內容。然而，在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是嵌入的，是通過黨與國家培育后得以發展的。因此，要充分開發市場功能，就必須處理好國家與市場關系，以及黨與市場關系。前者，中央重新定位了市場在經濟領域中的作用，明確了其決定地位，并提出了建立了市場負面清單，政府權力清單，等等。后者，通過從嚴治黨，切斷權力尋租的制度性與心理性的紐帶，建構良好的政治生態。這些措施為市場功能充分發揮創造了體制性與制度性基礎。

　　“四個全面”與社會的功能與作用發展。建國后以計劃經濟體制與單位社會體制的一元化建構社會方式，使社會主體性嚴重喪失。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之后，社會主體性開始生成，隨著網絡社會到來，除了經濟領域通過市場實現自我組織化之外，社會領域也開始實現自我組織化。如何整合這些具有主體性意識的社會力量，就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政治文明形態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的措施中，相當一部分內容就是涉及到推動社會力量發展的內容。比如，推動政府購買服務以及社會領域立法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