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沒有科技倫理約束的科技是危險的】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教授李俠撰文指出，由于西方具有悠久的宗教傳統，即便科技領域是一個全新的未知領域，并無相應規范，其工作還是會受到宗教倫理的約束。而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是基于農業社會建構出來的，僅僅解決了人倫與社會秩序問題，而建制化的科技是近代工業化的產物，因此，根本不可能從儒家倫理中分化出符合科技發展的現代科技倫理觀念，就此而論，其可資借用的理論資源并不多。同時，我們的文化也缺少對于至善的一種普遍的形而上思考，故而，在面對社會結構整體變遷之時，我們原有的倫理規范大多處于失靈狀態。再加上中國的社會變遷大多處于低水平重復狀態，故而很難涌現出新的生產方式與制度安排，這就導致很難出現倫理規范的革命性變遷，致使我們的倫理規范總體上處于退化階段，甚至在一些領域我們根本就沒有比較成型的倫理規范。在社會分工進程加快的現實的倒逼之下，倫理空白之處隨處可見，倫理領域是一片亟待開拓的處女地。

　　另外，我國的教育體制中也缺少這方面的系統訓練，從而導致我國科技人員對于科技倫理的認識與知識儲備嚴重不足。這就意味著，隨著中國科技的迅猛發展，科技投入的增加與從業人員的大幅增長，以及功利主義評價模式的形成，完全可能導致一部分科研人員在利益的驅使下，沒有約束地從事后果高度不確定的研究。對個體而言，此類研究收益歸個人，風險留給社會，這將帶來極大的科技風險。前些日子中國科學家利用西方技術率先發表基因修復方面的文章，國際上對此類研究是有很多顧慮的，而在我們這個科技倫理研究孱弱的國家，就不成為問題。再加上，國人對于前沿科技成果的極度期盼，促成需求的擴張，加劇了科技風險出現的可能性，這就無形中助長了科研人員冒險的熱情。沒有規則的市場是混亂的，沒有倫理約束的科技則是危險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當下的科技倫理規范現狀根本構不成研究的障礙，反而是一種無約束的自由放任的倫理蠻荒之地。

　　摘編自《光明日報》

　　【楊華：扭轉基層黨政在農村社會沖突管理中隨意“兜底”的局面】

　　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楊華撰文指出，當前我國農村社會沖突進入頻發期，對其管理構成了基層政府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調查發現，政府作為第三方干預沖突時，為盡快化解沖突而對沖突方作出利益補償。這是典型的“政府兜底”式政策工具選擇。盡管“政府兜底”能“盡快”地平息具體的社會沖突，但它畢竟是一種非制度化、非常規性的政策工具，并帶來了諸多問題，如政府財政使用是否合理的問題、公平公正問題、法律權威問題，以及誘使新的鬧訪鬧大等。由于政府兜底的存在，鬧訪鬧大已現職業化趨勢。基層黨委政府在面對群體性鬧訪、職業代鬧時，更容易通過兜底方式平息沖突，甚至為了盡快消解輿論、走出政治漩渦而無原則、無底線地退讓。

　　為此，必須扭轉基層黨委政府在農村社會沖突管理中隨意兜底、濫用兜底的局面，使沖突管理納入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制化軌道：（1）政策工具的選擇應充分結合有效性與合理性。基層黨委政府在沖突管理中，要講政治、講正氣、講原則、有底線、有立場，不能只求解決問題而不問手段。（2）通過頂層設計，改善農村社會沖突管理中政策工具選擇的政治社會情境。要把群眾路線坐實，改善黨群干群關系；加強整體性、無縫隙政府建設；建立辯證的穩定觀、沖突觀和政績觀。（3）探索和建立合理有效的工具庫，豐富沖突管理的政策工具選擇。將農村社會沖突管理納入制度化軌道，使沖突管理和化解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積極培育和引導社會權威主體作為第三方介入農村社會沖突。

　　摘編自《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楊金海：中國制度為活力釋放提供廣闊空間】

　　中共中央編譯局秘書長、研究員楊金海指出，就整個當今世界來說，兩種社會制度的轉換正在悄然而卻深度地進行著。可以說，盡管從形式上看，資本主義今天還在發展，但從實質上看，社會主義正日益強盛。因此，我們既要站得高、看得遠，把握世界大勢，堅定制度自信；又要腳踏實地，主動適應世界潮流，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

　　今天中國的社會制度是否有優勢，事實已經作了很好回答。我國今天的制度優勢是相當明顯的，在很多方面既超越了資本主義，又揚棄了傳統社會主義。總結我們的制度創新可以發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具有制度運行高效有目共睹、制度運行穩定也很明顯、制度運行和諧十分突出、制度運行和平最令人贊嘆這幾方面的優勢，是因為：一是理論先行；二是上下聯動；三是剛柔相濟；四是保證人民主體地位。

　　摘編自《人民日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