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互聯網的“緩沖器”角色、農地承包制度、鄉規民約、漢語研究、人民幣是否貶值、新歷史主義批評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吳忠民：互聯網對社會矛盾的“緩沖器”角色被忽略】
中共中央黨校科社部吳忠民指出，不能否認，互聯網對于社會矛盾有著明顯的催生及推波助瀾的負面效應。無論國內一些群體性事件，還是在別的國家諸如“茉莉花革命”、“顏色革命”以及“進軍華爾街”等事件，人們從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互聯網所扮演的“助推器”角色。問題在于，互聯網對于社會矛盾還具有另一方面的功能，即：在一定條件下，互聯網對于社會矛盾具有明顯的積極緩解效應，扮演著“緩沖器”的角色。這一點，有時卻被人們忽略了。
互聯網對社會矛盾的積極緩解效應，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互聯網有利于發現社會矛盾。二是互聯網有利于社會成員興奮點的多樣化分散化。三是互聯網有利于社會成員焦慮心理及不滿情緒的釋放。四是互聯網有利于社會包容度的提升。五是互聯網有利于社會輿論壓力的形成。
摘編自《光明日報》
【黃劍輝：農地承包制度面臨平等和效率之間兩難的問題】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黃劍輝認為，對于中國絕大多數農民來說，農用土地一直是他們經濟收入的重要來源，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的情況下，平均分配土地、根據人口變化進行土地調整，就成為中國農地集體所有、家庭聯產承包體制的內在需求。但問題在于，土地的頻繁行政性調整不僅直接導致農業經營出現超小規模的狀況，而且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農地使用者對土地投資的積極性，甚至可能導致土地的粗放利用、破壞地力、降低土地產出。為此，中央政府一直強調要穩定土地承包權，規定“土地承包30年不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但農村村莊內部不同家庭間人口變動對土地調整的壓力卻不斷呈現，《土地承包法》無法得到有效實施。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趙旭東：鄉規民約有利于緩解城市流動人口壓力】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趙旭東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生朱添譜撰文指出，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流動給城市帶來了極大的人口壓力，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口超負荷問題已經十分凸顯。近年來，中國已經采取了重點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辦法疏散大城市人口，但生產力的合理分散布局是一個長期過程，在短期之內，大城市仍然是最具人口吸引力的經濟中心，因此，單純經濟層面的改革并不能很好地解決大城市人口問題的“燃眉之急”。在經濟層面之外，觀念層面的地方歸屬感的營造也是吸引流動人口回流的重要原因。對于遠赴城市營謀生計的農民而言，城市只是暫時寄居的他鄉，而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才是他們長久的精神寄托。大多數流動人口終年在城市務工，有了一定積蓄之后則回到故鄉蓋新房、娶妻生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流動人口“工作”和“生活”的場所是分離的，他們雖然長年在外，但他們大多數重大的生命過程都發生在鄉村之中，對他們而言，“落葉歸根”是一種自然的生活邏輯，當他們在城市的工作使命完成之后，回到家鄉生活便是一種很自然的人生抉擇。對于城市而言，流動人口的這種“有來有回”的流動形式意味著他們將不會在城市長期定居，從而緩解了城市解決流動人口永久性生活的壓力。
鄉規民約的保留是營造地方歸屬感的重要方式。以鄉規民約對于土地權屬和使用方式的規定為例，在中國傳統的村落社會，人對于土地的情感與親屬制度、祖先崇拜交織在一起，土地成為其所有者人格的一部分，在村落中，每個宗族都有自己的族產和族田，這些族產和族田不能隨便轉讓或者賣給異族之人，否則將會受到族規的嚴懲。對于村民們而言，公共土地的存在意味著對于家鄉的情感歸屬，土地確認了家鄉的邊界，不管在哪里營生，他們最終都需要回到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生活。
摘編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沈家煊：在世界語言變異的大背景下研究漢語】中國語言學會會長、國際漢語學會會長沈家煊認為，事實上漢語和印歐語的重大差別還跟東西方的思維習慣、范疇觀、哲學精神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西方學者對漢語真實情況的了解不如我們對西方語言的了解，他們經常引用的漢語語法參考書本來就是按印歐語的語法觀念寫的，好比在國外開的中餐館，為了迎合人家的口味已經不是地道的中國餐。中國的語言學家應積極參加到國際語言學界中去，把漢語放在世界語言變異的大背景下研究，既要克服只從漢語看漢語的狹隘性，又要擺脫“印歐語眼光”的束縛，為人類語言研究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摘編自《人民日報》
【馮興科：人民幣是否貶值由市場決定】金磚國家經濟智庫副秘書長馮興科認為，隨著人民幣匯率朝著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深入推進，未來人民幣匯率變化將主要由市場的供需關系決定。人民幣的貶值或者升值都是市場的正常表現。這意味著人民幣將會以更為自由的幅度對應市場要求波動。這種波動，在今天是貶值，在明天也可能是升值。我們不應過分糾結匯率一時的貶值或升值，更應關注人民幣匯率改革背后的市場化制度設計進程。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將有助于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
從此次人民幣貶值帶來的全球反應看，一國貨幣和市場的國際化程度越高，其需要的管控能力就必須越強，我國人民幣國際化、匯率市場化改革是大勢所趨，但仍任重而道遠。對企業而言，討論人民幣是升是貶的意義已不大，如何掌握管理匯率風險的能力則顯得更為重要。
摘編自《光明日報》
【楊杰、王成功：新歷史主義批評易滑向歷史相對主義】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楊杰、王成功指出，新歷史主義文藝批評理論帶有較濃厚的唯意志論的色彩，在抨擊以往歷史主義弊端的同時又矯枉過正地陷入另一個誤區，對一些范疇之間的辯證關系，缺乏清醒的甄別與科學的辨析，極易滑入歷史相對主義泥潭。對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者應該有清晰的認識。
一是劃清文本與歷史事件的界限。若將文本與歷史混為一談，以對文本的研究代替對歷史事件的研究，以對文本的主觀性強調置換歷史事件的客觀性，最終必然導致以文本的真實取代歷史事實的真實，以歷史文本的主觀性否定歷史事件的客觀性。二是正確看待歷史事實與文本闡釋之間的關系。“歷史”這一概念的內涵可能或者正在發生變化，然而一個鐵定的事實是：歷史永遠指向那個曾經實實在在、真正發生過的事件。文藝中的歷史問題同樣也具有這個性質。三是辯證認識歷史的客觀性與主觀性、“大歷史”與“小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等范疇之間的關系。那種以事實的個別性（小歷史）排斥總體性（大歷史），否定總體對于部分研究的前提性、統攝性的觀念，不過是一種“抽象的經驗論”。局限于“小歷史”的“真實性”，將歷史分割為諸多細微的并且彼此外在的“小片段”，實質上失去了對歷史進程宏觀把握的能力，這正是新歷史主義史學觀的局限性所在。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