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新加坡的“輕巧精準”

　　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要實現“五通”，即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該戰略要聯動、聯通，要出重拳，但更要配合輕拳，不能亂出拳，要精準有效。

　　第一，項目要盡可能不留后遺癥，且附加值高。目前，中國有好多如中鐵、中鐵建、中建、中電建、中交建等基建企業上路，但海外好建的路，基本都建了。此外，基建項目利潤率低（大概1.5%左右），且負債率高。中長期內，“一帶一路”的發力點應該從基建項目轉變為運營項目或高端服務項目。就像新加坡在海外基本不建港口，因為港口建設不是新加坡的優勢，但港口管理與運營是其長項，因此新加坡不僅獲得了高附加值的利潤，更贏得了良好的口碑。

　　第二，“一帶一路”不回避競爭、不排斥競爭。就像中日在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高鐵競爭，一個說價格低，一個說質量好，會有競爭，但最終會促進中日各自改進技術與競爭策略，提供更加質優價廉的產品和服務，最終受益的是當事國。

　　第三，“一帶一路”不僅是要做項目、做園區，更重要的是做理念。中國和新加坡要在理念塑造上加強合作。因為“一帶一路”的成功在于形成共識，所以要加強政策溝通，特別是關鍵國家之間要建立聯系。但現狀是沿線國家多在猜忌，連基本共識都沒有，又怎么談深度合作？從本質而言，“一帶一路”是共同現代化，是專業化合作，需要統籌，需要有優先順序，更需要有標志性項目落地。

　　只有在經濟、文化上實現雙收益的項目才能叫標志性的“一帶一路”項目。該項目不是中國一廂情愿建的，而是對方真正需要的。就像在歐洲，中英合作較為順暢，原因是中國可以提升英國的港口、生產線等硬件，而英國可以助力中國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這種合作是兩廂情愿、一拍即合。

　　新加坡很會發力，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知道新加坡在中國修建了一個標志性的園區——蘇州工業園區。此前新加坡媒體對于本國政府在蘇州工業園區的表現評價一直很低，覺得新加坡當年做了一單虧本買賣，是“叫好不叫座”。但是近來新加坡媒體的評價逐漸有了轉變。2009年3月的《聯合早報》稱：“新加坡雖然沒有在蘇州工業園區項目上賺到錢，但園區為新加坡贏得政治上的無形利益，以及建立了新加坡的良好記錄和聲譽，這些優勢讓我國（新加坡）在中國爭取到天津生態城和廣州知識城的合作開發權。”

　　新加坡很善于找中國的痛點，要解決中國在轉折時期的關鍵性問題。具體來說，20世紀90年代中期成立的蘇州工業園區主要處理中國產業升級的問題，要解決引進技術、吸引外資、解決就業、地方財政等“硬問題”。中新天津生態城要處理中國城鎮化發展遇到的生態瓶頸問題，要解決等人與自然關系緊張、人與人關系緊張等“硬約束”。中新廣州知識城，同樣是按照新加坡“產業園區化、園區城市化”的模式，規劃知識產權綜合聚集區、騰飛科技園、高端智能裝備和智慧科技園等10個知識型的專業功能園區，該城的發力點在“智慧城市”方面。

　　其中，中新天津生態城是國務院批復的第一個國家綠色發展示范區，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間合作開發的生態城區。天津生態城位于一片鹽堿荒灘上，先天條件惡劣，改造難度大，是由1/3的鹽堿荒灘、1/3的廢棄鹽田，還有1/3被污染的水面構成的。中新合作就是要在污染土地上建一座能夠體現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和生態文明理念的新城，對中國乃至類似的發展中國家都有很大的示范意義，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項目，是樹口碑、贏人心的項目。同時，新加坡在華園區建設要努力推動新加坡企業走出去，而且是被中國政府請進去。所以，新加坡有關清潔技術、生態科技、信息科技和現代服務業等類型的企業“組團入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