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奇 | 2016-02-23 | 李姝昱 |
文藝工作者作為靈魂工程師，擔負著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凝聚中國力量的神圣職責。文藝工作者敬業與否，不僅直接影響著個人作品質量，而且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息息相關。2014年10月15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指出，“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長期而艱巨的偉大事業。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實現這個偉大事業，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對文藝工作者賦予了崇高榮譽，寄予了殷切期望，也提出了嚴格要求。那么，文藝工作者如何將敬業落到實處，方能不辜負黨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首先是修德。當前，文藝作品“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浮躁現象亟待改觀。一些文藝工作者或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或追名逐利、好大喜功，或脫離實際、無病呻吟，或抄襲模仿、粗制濫造，歸根到底還是道德層面的問題。我國古代的老中醫，在弟子出師前，總要鄭重地送上一把雨傘和一盞燈籠，提醒弟子從此保持一顆醫者仁心，懸壺濟世不分晴雨晝夜。這便是醫德，在醫術之先。同樣，一個德才兼備、德藝雙馨的文藝工作者，才能成就一番大事業，受到人們的尊重和愛戴。做事先做人，德在才之先，用習近平總書記的原話說，便是“一個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修德，既要立意高遠，又要立足平實。要立志報效祖國、服務人民，這是大德，養大德者方可成大業”。
其中，最高的道德莫過于愛國。“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這句詩道出了中華兒女精忠報國的共同心聲。一個人熱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就會最大限度地激發出建功立業、大濟蒼生的熱情和才學，就像巴金所言，“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人，我寫作不是我有才華，而是我有感情。對我的祖國和同胞，我有無限的愛，我用作品表達我的感情。”相反，那些毀節求生、賣國求榮的小人，即使學得再多，也難有高深的藝術造詣，更難以取信于民。奸臣蔡京、秦檜雖然書法技藝不差，但歷來從未被視為書法家，而是遺臭萬年。
其次是治學。除了學習創作技藝，還要鉆研中華文化。有了精湛的技藝，才能在創作時得心應手、舉一反三。有了深厚的學養，才能創作出意味深長、發人深思的佳作。若是技藝有余而學養不足，作品往往會因缺少文化內涵而難脫匠氣和俗氣。故要想成為大家，唯有內外兼修。其中，技藝靠苦練、領悟獲取，學養靠讀書、思考得來。自古以來，虛名易得，實學難求。要想求得扎扎實實的學問，只有勤學苦練、讀書萬卷。
中華民族歷來不乏好學上進的榜樣，例如車胤囊螢，孫康映雪，祖逖聞雞起舞，匡衡鑿壁偷光，孫敬、蘇秦懸梁刺股等。再如，《書林紀事》載，“歐陽詢嘗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反，下馬佇立，及疲，乃布裘坐觀，因宿其旁，三日方去”，這種腳踏實地、孜孜以求的精神，著實令人感喟、景仰。“癡想以繩系日”“不教一日閑過”，“學問要專，不要躁”“我在年輕時代總是天未明即起，點燈讀《史記》《漢書》。市聲少，頭腦清醒，無人干擾，易于背誦，至今仍記得其中名篇”，則分別是近現代著名書畫家齊白石、林散之潛心治學的生動寫照和切身體會。這對今天的文藝工作者來說，無疑是深刻啟發和巨大鞭策。
再次是創作和創新。有了美德、才學的支撐，創作、創新才能水到渠成、根深葉茂。文藝工作者應當把創作視為中心任務，把作品看成立身之本，心無旁騖、兢兢業業地構思、創作，不斷以充滿正能量、經得起推敲的優秀作品，來踐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莊嚴承諾。具體來說，作品選材要貼近百姓生活、反映時代精神，主旨要歌頌人民的偉大實踐、體現時代的進步要求，對于歪風邪氣，不應只是記述現狀，而要正確引導；作品形式要接地氣，讓百姓喜聞樂見、口口相傳。要想真正做到“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文藝工作者只有深入貫徹落實群眾路線，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生活中積累創作素材、尋找創作靈感、激發創作潛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叮囑的那樣，“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同時，文藝創作離不開創新。創新精神固然可貴，但若在基本功尚未打牢的情況下，一味標新立異、嘩眾取寵，就不可取了。以書法為例，有人想出了各種博人眼球的“妙招”：故意用腳寫，在人體上寫，把毛筆插在鼻孔里寫，把三四根毛筆綁在一起寫。諸如此類，與街頭雜耍大同小異，其實是舍本逐末的行為。書法美在內涵和氣韻，與其在工具、載體上挖空心思地搞創新，不如沉下心來求學增智。換句話說，真正的創新理應在立足傳統、厚積薄發的基礎之上進行，是一種“觀念和手段相結合、內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創新”。
最后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通常是一個讓人不歡喜的字眼。批評者得罪人，被批者不痛快。文人清高，更不太容易接受批評。長期以來，文藝界的評論文章，大都華而不實，甚至陽奉陰違，鮮有實事求是、切中肯綮的上乘之作。“好與不好一律叫好”，這種批評的失語和缺位，十分不利于良好文藝生態的形成。“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正是有了批評的存在，才可以及時補偏救弊。文藝大家的養成，優秀作品的產生，往往都不是諱疾忌醫、剛愎自用的結果，而是要經歷一個從諫如流、見賢思齊的進步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發揮文藝批評褒優貶劣、激濁揚清的關鍵作用。批評家要以身作則，做好“剜爛蘋果”工作，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做到表揚得有道理，批評得有根據。作家藝術家要有反躬內省的誠意、聞過則喜的胸懷。宋代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三載，“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掛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論，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蛤蟆。’二公大笑，以為深中其病。”“石壓蛤蟆”“樹梢掛蛇”不可謂不犀利，但因為批評得恰到好處，蘇軾、黃庭堅師生二人皆欣然接受，很可能還會有“諍友難得”的感慨。如是，一種大家風范不言而喻。今天的文藝批評，也應當如此坦蕩。
201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在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講話中，概括出“書中有‘文’，書中有‘道’，書中有‘人’，書中有‘德’”的十六字箴言，勉勵書法工作者堅守文化立場、弘揚時代精神、自覺服務人民、堅持以德培藝，書寫時代的筆墨高峰，繁榮祖國的文化事業。書法工作者如此，其他文藝工作者莫不如此。唯有高度敬業，才能不負眾望。
